除了設立獎學金外，我還資助過個別家庭困難的學生讀書。我的老家有個女學生，叫李林。她初中在樹勳中學學習，高中在包場中學讀書。高中畢業以後，她考上了南京師範大學，但她家裏很困難，拿不出5000元的學費。我就替她墊付了學費。這個孩子很懂事，上大學後不久就申請了獎學金，後來又主動去做家庭教師，解決了學費的問題。她在南京讀書的時候，每年都來看我，還從家裏帶來一些土特產。記得有一年，她給我們帶來了半隻羊腿。現在她已經大學畢業了，在海門的一個學校當老師。
張：您認為一名合格的科學工作者，應該具備什麼條件？
施：科學工作者不僅應該博學多聞，具有遠見卓識，在學術上有所造就，而且需要具備良好的科學道德，做到德才兼備。不管哪一種工作，沒有“德”是不行的。“德”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政治表現。科學研究對品德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為公，不是為私。充滿了私心的人，追求個人欲望，就不可能把科學研究搞好。科學研究是很艱苦的事業，如果一個人隻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名、想到自己的地位、想到自己的錢，那麼研究工作就搞不好。
科學工作者不能弄虛作假
懷有私利的人碰到艱難困苦，就會望而卻步，就會鑽不深、提不高，甚至會出現一些不應該有的事情，比如弄虛作假。這種假的東西在中外曆史上都有。西方地質學界有一位很有名的學者，就是在克什米爾劃分冰期的德·泰拉。他曾經在越南做地層研究，那裏有個地層，因為找不到化石一直無法確定它的時代。他考察後回到法國就寫了一篇論文，並且是以化石標本為依據。這個化石別人采不到，他怎麼采到了呢？後來一查，原來是他有意混進去的，化石不是那個地層的，是他從法國帶去的。這件事傳出去以後，他的名聲就壞了。所以不能搞虛假，不能浮誇，要老老實實。三分成績說成八分、十分，是不行的。
“德”的第二個要求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搞科學研究工作要有見解，但是不能固執己見。你看到一個問題，提出一種想法來解釋它，來說明它，但它是不是符合客觀實際，要經過實踐的檢驗。因為對自然界某些現象不是一下能夠認識清楚的，可能開始提出了一些見解和看法，過了一段時間發現這些見解不全麵，需要修改。或者這個見解錯了，錯了就應該改正。但是在科學界，有的人提出了一些見解，就不太好意思修改，好像改了自己麵子上不好過，所以就出現了固執己見的現象。
成見很有危害，改正成見更需要勇氣要合群，要尊重別人成見很有危害，改正成見更需要勇氣。新疆博格多山有個天池，很多人都去過。天池的成因，在曆史上有幾種意見。1959、1962年我們去那裏考察，我認為是冰川沉積，因為天池壩的形態很像是冰川堆積。許多同誌也跟著我說是冰磧湖，於是我們把它定為天池冰期。到了1973年我再去天池看，覺得冰磧成因說不能成立，因為終磧的成分主要來自冰川源頭，而天池的石頭都是從旁邊山坡上下來的。我改變了觀點，有些同誌變不過來，埋怨我說：“你變了，我們也得跟著你變。”我說：“我變了，你不一定跟著我變，問題在於你自己實事求是的判斷。”陳雲同誌說：“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我們科學工作者應該牢記這句話。
“德”的第三個要求是合群，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團隊精神。人是社會化的，現在的科學研究已經發展到不能靠個人就搞出什麼東西，必須有一個群體共同合作。所以要能和許多人團結合作，這是很重要的。不能和人家團結合作，搞孤家寡人，就不會有多大成就。要合群，就要做到尊重別人。比如文章的署名問題。你引用了人家的文章，一定要注明出處，特別是數據一定要說明是從哪來的。有的同誌寫文章不注明出處，人家的文章沒有公開發表，你拿出去發表了，這怎麼行？一方麵是榮譽問題，另一方麵也是責任問題。我們的文章常常不是一個人搞出來的。工作的過程、寫文章的過程，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幫助、指導，因此文章後麵一般要寫上一兩句感謝的話。還有一種情況：有時一般的小文章一署就署十幾個名字，這也不合適。應該實事求是，參加輔助工作的人員就可以不署名。現在有個不好的風氣，研究小組裏的七八個人全寫在作者名字中。文章署名中，第一個人很重要，他要對文章負責，所以作者的順序一定要排準，不能根據位置的高低來排作者的順序。有榮譽第一作者承當，有錯誤也是第一作者承當。榮譽和責任是連在一起的。我們在寫文章和署名的問題上，也應該注意樹立良好的道德風尚。
從事科學研究還要敢於懷疑另外，從事科學研究還要敢於懷疑。不能因為某個理論是著名科學家提出來的，就不敢提出反對意見。對於一個複雜的自然現象，不同研究者常會提出不同的認識，這在科學界是正常的現象。人們經過深入的研究，揚長避短，棄偽存真，認識最終會得到改進和統一。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即使作過許多傑出的貢獻，也不能保證他每個認識都是正確的。冰川學上有個著名的例子。19世紀瑞士的阿迦西（Agassiz，JeanLouisRodolphe，1807—1873），美籍瑞士古生物學家、地質學教育家。，曾經在現代冰川旁建立起第一個冰川研究站，對冰川運動、進退變化和冰川堆積的分布狀態深入研究。他通過研究證明了古代確實存在過冰川規模遠大於現代的冰期，從北極區南下的冰川曾覆蓋了大部分歐洲。以後他去英國，明確了蘇格蘭曾存在過冰蓋。他又去美國，發現北美存在過第四紀大冰蓋，從而建立了第四紀冰期學說，這個學說是個很了不起的創造。但是他後來相信冰川覆蓋到全世界，摧毀了一切生命。以後他在巴西亞馬孫河穀考察中，把風化的巨石當做冰川搬運的堆積，這就背離了實際，出了錯誤，也就遭到了其他學者的反對。
張：您先後主持或承擔過多少個研究項目？
最滿意的研究成果和最不滿意的研究成果
施：有幾十個。有些是純粹的基礎工作，有些有明確的應用要求。這些年我發表和出版的論文與專著也有幾百篇。現在來看這些工作，有些做得比較成功，有些基本失敗，多數是平平常常。我最滿意的就是對喀喇昆侖山區巴托拉冰川的考察和研究，它不但解決了生產實際問題，在理論方麵也提出了波動冰量平衡方法預報冰川的進退。這項工作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在巴托拉冰川的工作環境也令我非常滿意。雖然野外工作很艱苦，我們也遇到了不少危險，但是在那裏可以專心工作。既沒有“文革”中的政治運動幹擾，也沒有後來的行政管理工作分散研究精力。
我最不滿意的工作，是1959—1960年“大躍進”後期在祁連山搞的融冰化雪和天山冰川考察。我們雖然在1958年做了一些人工融冰化雪的實驗，但它是在短時間、小尺度上進行的。雖然取得了相當的實驗成果，但一下子就推廣為大麵積、大規模人工增加灌溉水量，這就超越了客觀的可能性。在“大躍進”的環境中，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批判右傾保守，要以更大的規模、更高的速度，繼續躍進。我們沒有認識到繼續躍進的危害，提出的計劃過於龐大，結果是勞民傷財，虛耗了不少國家的財力、物力和人力。
我們開展天山冰川考察時，套用了1958年祁連山的考察模式。但是天山地區冰川考察的困難程度遠遠超過了祁連山，而且那時全國的物質條件已經很差了，科研骨幹減少，人心不穩。考察結束後，政治運動又衝擊了室內的總結工作，所以這項工作沒有得到應有的收獲。1959—1961年間，我們花了很大的力量進行冰川考察，但沒完成能夠正式出版的考察報告，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那些年，除了客觀政治條件變化不是我個人所能左右以外，主觀上對課題設計不當，實現不了原定的目標，也是重要的原因。
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幾點思考
施：“年衰未敢忘憂國，誌寄新生興九州。釋疑有盼後賢晰，切忌茫然度春秋。”這是我的老領導張勁夫在他出版的一本書《嚶鳴·友聲》張勁夫：《嚶鳴·友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前言中的幾句話，對此，我很有同感。晚上或睡中醒來，我常常閱讀《炎黃春秋》、《同舟共進》、《李慎之文集》等書刊，加深了對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史的認識。
張：您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中國的社會問題？
施：我想應該是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那時候我還在大學讀書，為了寫畢業論文，我常去遵義附近的農村做野外考察。在那裏，我看到了中國農民生活的悲慘景象，對國民黨政府很不滿意。後來我又參加了“倒孔”運動，這件事讓我看清了國民黨的腐敗和專製。國民黨對學生的合理要求不但不支持，反而采取了逮捕、迫害的手段，這使我對國民黨政府徹底絕望了。
正因為對國家前途的關心，我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倒孔”運動以後，我認識了共產黨員呂東明，他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在他的幫助下，從大學畢業到重慶工作以後，我有機會看到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認為中國的勝利要經過比較長的新民主主義階段，發展民主，發展生產力。我和當時的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一樣，接受了新民主主義思想。正因為對國家前途的關心，我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覺得，中國科學要發展，應該寄希望於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所以我也願意冒著被逮捕、槍殺的危險，為黨的事業做工作。解放以後，我在科學工作之外也在關注中國社會的發展問題。
老了以後，在經曆了很多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也經過了各種疑問和困惑以後，我開始考慮中國社會麵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從解放後50多年的經驗和教訓來看，我黨的曆史中也存在著不少的問題，出過幾次大的差錯，需要不斷改進。我不在北京，消息比較閉塞。但我在北京、南京有很多的老朋友，他們也和我一樣，大多是解放前參加革命工作的老黨員，我們在交往中，也時常關注國家大事，議論中國社會的發展問題。
改革開放以後，我逐漸接觸到各種材料，老朋友之間的交流也多了。我慢慢覺得，中國社會還需要繼續推進民主的進程，尤其是經濟體製改革以後，中國應該如何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如何推進民主進程？這是我經常考慮的問題。
中國社會還需要繼續推進民主的進程
我覺得中國的經濟改革，總體上講比較成功。但是現在出現了一些新問題，使得改革越來越難。比如貧富差距加大，三農問題，資源緊缺等等。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不能和經濟改革同步，會製約經濟體製的改革。現在中央也采取了許多措施，農民的負擔已經減輕一些。但我覺得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比如現在的農村沒有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來組織農民的生產銷售，來保障農民的利益。我曾經訪問過台灣，發現那裏農會搞得很好。台灣的官員為了拉選票，都希望得到農會的支持。
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是貪汙腐敗之風蔓延。雖然中央采取過各種措施，努力懲治，但實際上有愈演愈烈、逐漸猖狂的趨勢。有些幹部一經掌權，就很快變質墮落，甚至前任已經被嚴刑處理了，後任卻接著貪汙。一些有權有勢的人，甚至他們的親屬，利用關係網和權錢交易的機會，肆意掠奪國家財富，形成暴富的官倒集團。虧損歸於國家，盈利屬於個人，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政府機構公款投資和購置中，出現的回扣、利誘、騙取之風，導致產品質量嚴重下降。一些房屋、橋梁，完工不久就破裂或倒塌了。高消費的奢侈之風到處彌漫，各地開辦了不少豪華的遊樂場所，這些都嚴重影響了黨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