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發言之後，曉光、洪根兩先生亦相繼講話，均極有見地，洵乃多年潛心地方法律史地研究之專家。國君博士則通報契約文書整理情況，就疑難問題逐條征求意見。討論發言甚為積極踴躍，乃至餐敘時仍爭論不已。
下午二時，餐畢即趕往車站，乘大巴返歸築垣，路上與黃誠、國君、廖峰縱論天下大事，雖三小時亦未疲倦。天黑抵家，始稍有困意。餘之未老，可證明矣。
返歸築垣途中，總結調研所得，雖時間頗短，仍感收獲甚多。尤其當地民眾情摯而品端，恰好與城市文明形成巨大反差，非特令吾印象深刻，亦激餘思緒翻滾。餘於“文革”期間，嚐有四年鄉居生活，雖年青未諳世事，然亦與鄉民融洽無間，至感親熱，視同胞人。而胼胝於田畝，歌嘯於山林，行吟於溪畔，亦有至樂存焉。返城後終日坐牖下，昕夕讀書無倦，每涉及地方誌書，於丘陵原隰之殊，風土人倫之異，輒往往再三致意。蓋以為若非鴻博通貫，則難以成專門絕業。故好博之弊日深，而精專之業久疏矣。以後雖縱遊名山大川，遍交海內外英儒碩彥，然終未忘與田夫野老交往之樂，共晚鶴曉猿雜處之快也。此次重訪清水江鄉民，殊感往事煙逝無痕，然亦時生回憶暇想，以為久滯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深知西方都市文化禍人甚深，非特市場導人以功利，消費誘人以淺薄，且“文”驅逐“質”而高歌，“質”遁跡於“文”而哭泣。
人與鄉村生活之聯係，不能隻是文本之聯係，而應為實際生活之聯係，切不可輕易割裂原有之生命臍帶。或許在城市與鄉村之邊緣地帶，透過大傳統與小傳統之文本張力，出於比較互現之慧識眼光，才能找到更可靠之學術定位，湧出更深刻之批判力量。惟“文”過之弊雖有切身之痛，救弊之“質”則多已疏離，若問“真禮”究在何處，返諸民間鄉野是也。莊嚴世界之呼聲，山間清風明月，田頭村農樵夫，或許尚能透出一絲信息。故欲對治西方物質主義甚行之災難，重走質文互補彬彬興盛之道，尚有必要隨時歸隱鄉村，回歸久違之田園故地，再建鄉規禮俗自治秩序，振興鄉情融融之民間製度。同時兼以大學“親民”之說為工夫，非僅采詢民風習俗，亦絢麗複返素樸，乃至教二、三村童讀書遊戲，踐履餘所提倡之以質救文、依質節文人格實踐方法，而得以摸索現代文明日益虛偽化之解救路徑，展示“質”真“文”正之文明新形態。至於治學固乃終生職誌，亦當上下兩重眼光兼具，國家之興衰治亂自必關注，生民之休戚憂樂亦不可輕忽。斯雖二事，然皆國運所係，備述俱書，微意在焉。
昔梁啟超嚐有言。“國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無國史。”然又謂。“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則表麵自相抵牾，實亦眼光上下兼顧，崛起於曆史上之個體英雄固當重視，普通民眾之“一群人”亦不能輕忽，二者合為觀之，方可構成曆史之大全。而傳統鄉土社會意義之“一群人”，則往往為血緣家庭、宗法族群，或具有共同價值訴求且構成生活共同體之社團、社區，一般均有共同之凝聚符號及相應之凝聚資源。梁氏既熟悉傳統史學，又大受新史學之影響，故兩可之間，仍可自行彌縫。而上下互觀，左右兼顧，四維空間，縱橫任意，不可跼蹐於一隅，不能偏執於一端。商略雲端，超然物外，而又紮根大地，潛修俗世。吾儕心事，天必鑒之。而學問、性靈、道德三者齊頭並進，方可臻於人生至善至美至真之境耳。
餘襄昔讀書，嚐記得一聯，迄今尚能背頌，惟出處已忘，不及翻檢文獻，姑記之於此。
對鄉人說鄉語，靈爽式憑，似講格物致知於黃山白嶽。
明聖學接聖傳，羹牆如見，有驗存神過化於漢水方城。
具見凡有心之處，皆為學問之場。中國古代，軒氏所采，太史所陳，類皆藉以驗風俗之盛衰，考政事之得失，覽其山川，詢其民物，溯其肇造之始，悉其沿革之由，乃至化為製度，成為職事。故凡逢孟春，必以木鐸詢諸鄉路，采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有所擇取，不因出於田夫野老之口，即輕率棄之而不顧。其所作所為，正乃西方所謂田野調查，實已開今日人類學之先河，而早西方二千餘年。餘此次調查，追溯往事，思念來者，益感中國學術如欲賡續發展而彬彬興盛，輒斷不可脫離久遠深厚之傳統耳。
清水江文書及清水文明之重要，餘已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蓋無論研究任何民族地區之曆史，均務必以史料之蒐集為第一步。史料之搜求整理越集中越係統，清水江文明之揭示亦越清晰越具體。此次調查，仍深感民間族群生存智慧，以及憑此智慧積累而成之知識係統，仍多藏納於深澤大麓之中，有待今人認真挖掘整理。而普天率土，人物弘多，史跡紛繁，事態複雜。國史記事，視聽不該，必有遺逸，難免訛漏。故自孔子以來，即有史多闕文之歎，不能不窺別錄，討異書，考檔案，查野乘，乃至開展社會調查，旁采歌謠口說，取證地下遺物，凡足以反映人間情狀者，皆無不互參比證。如此不斷擴大史料征采來源範圍，敘事立論無不有堅強之證據，則比次之學既已紮實可靠，論斷之學亦允洽高明，非僅清水江文明原貌得以昭示，即吾國史學亦駸駸乎發皇光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