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講一點，徽州文書和敦煌文書。敦煌文書沒有背景可言，沒有歸戶性可言，它全都收在洞窖藏裏，背景全都不清楚。徽州文書原來具有歸戶性，但後來完全搞亂了。最明顯的例子是，明明是湖南和貴州侗族地區的資料，被編到徽州文書中了，原因是徽州文筆師爺把案子寫在徽州文書上，收錄的便誤會為徽州文書。剛才張先生提到不落夫家，也就是婚姻關係，其實是侗族地區的，但外界人士無法談起，歸戶性為我們帶來了背景支撐，研究工作就可以落到實處，這是清水江學建立的一大資料優點。在方法論上，不是傳統史學的做法，從宏觀把握再到微觀，而是係統歸納，從微觀中還原宏觀，這種反向研究可能要成為文書研究一個開創性的方法，如果能做好這一工作，就會依據三個因素而著名，就是貴大學術團隊的創造性新意。
主持人。謝謝楊老師很好的建議，下麵我們請貴州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長翁家烈研究員發言。
翁家烈。僅就清水江項目提一些看法。
（一）富有特色。
因為這是關於人地結合而進行的一項專題研究。就地域而言，是關於清水江流域的主體區域黔東南地區。就人而言，是關於該地區內苗侗民族有關林業生產、木材銷售等之契約文書。頗為類似有關彝藏走廊關於茶馬古道的研究，特色鮮明。清水江作為明清以來貴州與內地交通的重要水道之一，無論是對少數民族和內地的漢族來說，都是一大重要的研究課題。
（二）任務繁重。
所搜集到有關文書資料本身分量就很厚重，已作出若幹梳理及一定的研究，工作量異常巨大。
（三）意義深遠。
已集中大量係統的曆史資料，為分析清水江流域或黔東南曆史文化提供了堅實的史料依據。我國的曆史著作基本上都是從政治、經濟、文化等製度層麵展開研究的，對社會史方麵的關注較少，故清水江流域民族民間的文書顯得更加珍貴，可以提供並開啟社會史研究的新史料、新視角，也可使已有的研究更加拓展與深化，更能客觀、全麵地反映國家存在的社會基礎。清水江文書遺存的大量、豐富的原始材料，為今後研究工作的繼續深入開展提供了深厚的沃土和廣闊的空間。根據以上三點，我認為。
第一，清水江文書的搜訪、征集工作繼續擴展，有些資料還可以深入挖掘。當年我去清水江調查隆裏長官司，與其後裔訪談中，看到了康熙年間該司狀告隆裏千戶所的文書原件，說明文書的調查範圍猶可不斷擴大。
第二，理論分析應該進一步提升，可從兩方麵考慮。一是豐富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具體內涵。秦漢以來，國家大一統的政治體製非常重要，文化的多元性也不可忽視。政治一體與文化多元是我們國家特有的機構。再則，從文化學角度看，中華文化是一個由多元文化共生、交融而成的特有文化叢。國內各族，既保持著突出的文化個性，亦有著鮮明的文化共性，清水江流域的黔東南地區即為範例之一。主要聚居著苗侗兩族，就其契約文書所使用文字而言，均為漢文及相關文書的書寫格式，苗侗兩族間有著一些類似或相近的文化成份外，天柱縣苗族支係之一的“草苗”更是苗、侗兩個少數民族文化交融的一個典型。
主持人。感謝翁家烈研究員對課題設計的肯定和建議，今後還有很多研究工作要開展。下麵請凱裏學院院長徐曉光教授發言。
徐曉光。我先談一個祝賀，一個感謝，再談三點體會。祝賀貴州大學張新民教授獲得了國家重大招標課題，同時也感謝張新民教授上報國家規劃辦的選題論證，我們凱裏學院因此也搭了個邊，獲得了重大招標課題。星期天的時候我們也開了一個類似的會，也請了在座的好幾個專家參加，給我們提了很多指導性的意見。我想簡單的談三點。第一是整合資源。剛才各位教授都說了，貴州大學在研究清水江問題上時間比較長，而且還取得了很多成果。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在這方麵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清水江地區的成果以外，還出了很多貴州曆史文化方麵的書籍。張老師都曾送過我，可見力量比較強。今天在座的還有這麼多學生，有這麼多研究生，有這麼多年輕學者，都是清水江研究的生力軍。凱裏學院相對就小得多，2006年學校才升本，2007年我去了以後才開始注意到清水江契約文書，幾位年輕人進行了一些有側重點的征集和研究工作。雖然這兩年取得了幾項國家課題，也取得了一些學術成果，但跟貴大老大哥相比，我們還是差得很遠。所以，我們覺得在很多方麵是可以整合的，甚至把全省的有誌於清水江研究的學者都整合進來。比如，就貴大和凱裏學院來說，文獻資料在計算機錄入和文獻數據庫的問題上，我們是不是可以做整合。考據這方麵，我們課題組也有兩個學者，我們是不是可以參加張新民教授的隊伍來帶動來培養他們。因為我們課題組主要是一些年輕人，從事法律研究方麵的人比較多，因為我本身就是研究法律的。去年，大概是十月份，我們在錦屏召開了“清水江文書與木商文化研討會”，張新民教授也去了，幾乎從事清水江研究的省內老學者，還有省外學者欒成顯、阿風都參加了，法學界的吳大華、謝暉也出席了。那次會開得很好，會議對我們報課題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和我們今年取得重大招標課題也是有聯係的。前兩天我見到了（錦屏縣）王宗勳，希望他把會議情況再好好歸納總結一下。這是我講整合資源的問題。第二是培養人才。實際上靠幾個老學者，譬如我和張新民教授現在都從事這方麵研究，但實際上時間不會很長，主要靠年輕一代學者的加入。我認為，一件事情隻要基數大，從事的人員多，畢竟會出現一些人才，出有水平的學者。清水江文書的研究隊伍，肯定會像敦煌文書和徽州文書一樣出現年輕的大學者，關鍵是看你用不用功，用功到位了沒有，用功的力度如何？我想我跟張老師也隻能起到一段時間的領頭作用，真正的研究還在於年輕學者。我在貴州大學帶了不少研究生，我在貴州大學帶所有的研究生都是從事清水江研究。我說，你們選老師的時候要不搞清水江就不要再選我了，別的都不能搞，隻搞清水江。我把文書給他們，也讓他們自己去找，自己去發現細小問題。有些問題可能是我們都沒有發現，他們自己發現了，就是研究的題目。國家重大招標課題隻是清水江文書研究工作的開始，我們以後可能還有重點課題，可能還有重大招標課題，可能還有後期資助課題等等，都是圍繞著清水江文書展開，因為我們僅僅是開始，僅僅是早期第一步的工作。我們通過研究會發現很多問題，甚至還會發現重大的問題，所以不能不培養人才。第三是契約文書本身。現在來看，民間藏量可能有五十萬份，可靠不可靠誰都不知道，有說二十萬份的，有說三十萬份的，有說四十萬份的，有說五十萬份的。據黔東南州檔案館說前些日子在黎平，對三個村子進行收集，就發現了一萬份，可想而知其覆蓋麵的龐大、密度也大。再就是時間，原來我隻知道清水江有明成化年間的，現在有一個研究地方學者說找到兩份嘉靖的，你看時間越來越早。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當時清水江流域隻是黔湘桂木材商品經濟鏈條的一個部分，在一個很大的範圍裏，隻是後來木材越來越少，木材交換地上移，明朝在湖南的托口、清初在遠口到清嘉慶年間的“內三江”的過程，才移到清水江這一帶。這一經濟開發過程也是中央王朝政治統治、漢文化的進入、民族融合的過程相一致的。清水江流域保留了大量契約文書，由於清水江流域林木種植產生了大量契約。林地、林木的買賣、交換、租賃才會形成契約關係，清水江林業邊砍邊種的林業生產形式才出現大量契約文書。前兩天《錦屏契約》攝製組問我，我給他們說了兩點，因為電視劇必須有看點。我說，首先要想到明朝王宮，那裏的木頭一部分就是黔湘桂的，稱為“皇木”。因為朱棣遷都北京，可能還沒有到清水江錦屏一帶。像湖南“五溪”流域已開始砍伐了。後來那一帶主要鼓勵種植桐樹、油茶樹等。那時以洪江為中心的桐油貿易開始形成。木材的采伐逐漸溯清水江而上甚至到了小的支流，因為“苗木”的質量更好些。洪江後來又有了木材貿易的功能。鄭和下西洋船上的木頭，主要桅杆可能就是清水江流域的杉木？因為是電視性的，可以稍微想象一點，因為要有看點。二是白銀的流入，肯定是一種貿易順差。因為從《百苗圖》上看，苗族侗族身上沒有那麼什麼銀飾，但是為什麼到後來就有那麼多了？說明清水江林木貿易順差帶來了大量白銀，白銀就成了財富的標誌。漸漸就掛在苗族、侗族婦女的身上了。明朝中國對外貿易順差，清水江流域木材貿易順差，才出現了黔東南少數民族“銀飾現象”。星期天的論證會上幾個學者談到了要在多元一體的大格局下看各種社會大問題，要從國家視角看黔湘桂木材商品經濟的發展，這有助於清水江文書的了解和曆史事件的研究。作為一個首席專家注意的應該是大問題。比如每項成果的前言和最後總結必須是我國多元一體大格局、民族交融大格局下，苗、侗等民族在分布、融合和文化變遷過程的成果以及研究清水江流域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綜合成果。這應該是首席專家負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