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從收錄的數量看，《貴州通誌·藝文誌》收書1628種（據黃永堂點校本的統計為1966部，但筆者逐卷逐類複核，實得此數），比《提要目錄》多出474部。不過《貴州通誌·藝文誌》“無論其書存佚，盡列其名，若為前誌及他書著錄者，則摘原書之名於下”（序言），所以僅有目無書的情況不少，估計在一半以上。《提要目錄》則按六館所藏據實登錄，且每書之下注明收藏之館，讀者可以按圖索驥，方便不少。在收錄的時限上，《藝文誌》主要收錄清代以前著作，“入民國者間亦收錄，但不錄生存，史例如是”。經過半個世紀之後，當時的生存者也已作古，《提要目錄》將民國時期的黔人著述與地方文獻悉數收錄，也是為了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是完全正確的。又黎庶昌與楊守敬搜集刊刻的《古逸叢書》，使不少亡佚海外的珍本秘籍得以還歸故土，當時即震動海內，飲譽士林，至今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提要目錄》吸收《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的經驗，增收“叢書”一類，詳列子目和書名，也增強了本書的學術性和使用價值。
第二，傳統書目按其內容和作用劃分，約有三類。一是單純書目，僅著錄書名和作者及其時代，如各史《藝文誌》是。二是輯錄體書目，係采摭有關資料如序跋與他書評論略加編排而成，最早出現者當推元人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三是解題式書目，編撰者不僅要搜集材料而且要根據全書體例對材料下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功夫，並指出該書內容的得失和價值所在，如西漢劉向所撰《敘錄》和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類書目雖各有其特定用途，但就“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要求來說，它們的排列順序恰恰應當顛倒過來。《貴州通誌·藝文誌》部分條目屬第一類，部分條目屬第二類。其第二類條目雖有材料富贍的優點，但有類資料長編，缺乏熔裁和提煉的功夫，且造成全書條目詳略之比相差過大。如卷三傅壽彤之《古音類表》，全錄該書自序即達三千字，又錄何紹基序、黃國瑾跋、聶樹凱跋亦近三千字，而相當部分條目僅具書名撰人或略加按語，往往隻有二三十字。《提要目錄》所有條目則基本上屬於第三類，每條之下大都能提要鉤玄，並作出較為平實公允的評價。如第37頁吳道安編《鄭子尹先生年譜》一目下雲。“趙凱、錢大成、淩惕安、姚大榮等人均編有鄭子尹年譜。吳道安自求學時開始，曆二十餘年始成是編，曾四易其稿，被認為排比精嚴，精審過於姚、淩、趙、錢諸編。”寥寥數語，卻為有意研究鄭珍生平者指引了讀書門徑。
第三，在著錄的體例上，《貴州通誌·藝文誌》基本不著錄圖書樣式（刻本、印本、抄本）及版本源流。如卷三“小學類”《說文逸字》一目下雲。“《說文逸字》二卷附錄一卷，鄭珍撰。”其後便照錄自序、劉書年序、莫友芝序、鄭知同後序，共占點校本六頁半的篇幅約五千字。《提要目錄》第八頁該條則雲。“《說文逸字》二卷，附鄭知同附錄一卷。（清）鄭珍著。——民國二十九年（1940）貴州省政府據前溪吳鼎昌初印本翻刻《巢經巢全集》本。——二冊（1358——此為收藏館之代號，引者）”其後便對《說文》及《逸字》的來曆作簡要介紹。“許慎《說文》，古今學者為之研究極多，然失誤者亦不少，大概有三個方麵。一曰逸字，二曰偽字，三曰誤字誤注。段玉裁考證誤字誤注之大部，而是書則考出165逸字，另將鄭知同附考300字收入，以明《說文逸字》所以不錄之故，鹹豐八年（1858）成書，書前有劉書年、獨山莫友芝序各一篇，書末附鄭知同《說文逸字附錄》。”按，這裏對該書的版本著錄尚不完全，但於寥寥三百字中，卻給讀者提供了較多的信息。
第四，在全書的編排上，《提要目錄》於每條之前冠以序號，後附“書目筆畫索引”，大大方便了讀者檢索。“後記”中列出“撰稿者條目號碼”，以示文責自負之意，也是值得肯定的做法。
以上將《貴州古舊文獻提要目錄》與民國《貴州通誌·藝文誌》就某些方麵作了比較，這裏並沒有苛責前賢的意思，隻是為了說明前者在後者的基礎上有所改進而已。且“人無完人，書無完書”，《提要目錄》也還存在某些不足之處，需要在今後修訂時再加斟酌。一是有的書目失收，如任璿《桃花緣傳奇》。《貴州古籍集粹》已予收錄並出版問世，六館中不可能沒有收藏。二是版本著錄往往不全，如鄭珍的幾種著作，本書目所列比黃萬機所撰《鄭珍評傳》要少。三是編排體例上作者往往是前見後而不是後見前，也給讀者造成某些不便。另同一部《說文逸字》卻分為0043和0045兩條，使人也不明其所以然。四是除了書末“勘誤表”已經列舉的排印錯誤之外，僅筆者隨手翻檢所得便有。21頁左欄倒7行“雅淡”恐是“雅談”之誤，57頁右欄倒11行“發啟”當是“發起”之誤，又同頁右欄《營造法式》作者李誡之卒年“110”顯係“1110”之誤，58頁0336條“龍方育”與“龍萬育”前後互見，二者必有一誤。另77頁左欄《鎮遠府誌》條下雲。“明錢大昕《元史·藝文誌》卷二有《鎮陽風土記》，又不止是排印問題了。”按錢氏為著名的乾嘉學者（1728-1804），乾隆十九年進士，《元史·藝文誌》正是他的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