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本舊雜誌並不夠翻好久，也沒有多少可炫耀的。不久我巴結上了兩個“文革”前的大學生，又弄到了些歐美的翻譯作品。其中最拉風的是兩大本手抄的《基督山恩仇記》，全文以類乎小4號字體抄在80克雙麵書寫紙上，開本比原書略大，頁碼竟和原書一樣。藍色鋼筆字，細而不瘦且疏朗，更絕的，全書沒有一處塗改，是一筆清秀硬筆柳體（據關過“五七幹校”的謄抄者說，他用了兩年時間，一支金星金筆都換了三次筆尖）。顯然是散篇抄謄好再精心裝訂的。還有更妙的，書中附有八幅精心描繪、筆風瀟灑的鋼筆插圖——也許是照某一版原圖描畫的。它輾轉流傳，竟不知流落誰家，假若它還出現，今天我寧願用一架藏書，哪怕是一千冊書交換它。
老天有眼，距我家不遠的南大街一側，有座創於民國時期的圖書館，相隔僅五六十米。就是這近在咫尺的寶藏，讓我難忍占有的欲望。結果是經過仔細觀察，我發現隻要沿著我家後院的牆頭前行一小段，再翻過一道不算高的牆，就可直落那圖書館的後院，而且途中還有些可供攀援的小樹。這真是個驚天大發現。此便宜不占，天理難容。於是，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按照觀察了多次的路線，我翻牆撬鎖，順利得手。雖然沒太敢痛下狠手，但手到即擒，信心倍增，又連著光顧了三次。那年月圖書館並不開門營業，鐵皮鎖撬開容易且可假裝關好。總之共弄出了好幾個旅行袋的書，約兩三百冊。
那一段真是我們兄妹的狂歡節。妹妹甚至坦言。我是強盜她是接盜，因那些書她受益最多。獲取的多是譯文雜誌和外國文藝類。有好些合訂本，如《外國文學》、《譯文》。書則都是成本成套的經典名著，如《沫若文集》、《托爾斯泰小說集》等。四十多年後，鬥轉星移，曆經風雨滄桑，我書架上還有幾集郭氏文集和托翁四冊裝《戰爭與和平》殘書兩本，算是那幾次翻牆行動的些許痕跡。
有了這些市上幾已絕跡的書刊，我輩意氣風發，氣衝鬥牛，何其得意！窮讀之後，自詡才高兩鬥，適逢一位佳人，她星眼皎潔，顧盼生輝，遂敢於大言炎炎，鼓足勇氣表露愛慕之意。那時節，我才明白何謂書中自有顏如玉。這並非如今世人理解此話的意思，那太不夠意思了。
得意了一久之後，又將賊眼盯上了貴陽。奈何北京路上的省圖牆高門固，夜裏四周還有軍人巡邏。那時是軍管時期，貴州各大些的城市由一支廣西（或駐廣西）部隊軍管，例如安順軍管部隊代號485。省城裏軍警更多，不敢下手。自然又將目光轉向省第二大城市遵義，更重要的是有個渾不知怕的內應。
踩點的結果還算滿意。地區圖書館在湘江河畔，也在市中心，右隔壁是衛戍司令部（駐有483部隊），但左後方都是公園，公園被湘江包住大半。隻要從公園左側門（一道矮鐵門，晚上套上一把鐵皮鎖）進去，沿園中樹林走一段，便到了。圖書館的青磚圍牆，高約兩米五。但牆內外都有參差大小樹木，找個地方翻進去不是難事。我們也考慮到，人進館容易，得手後弄書出來難。書的重量我早已領教，如何負重翻過這高牆？
一個幹冷無月之夜，淩晨兩點，借著不遠處昏黃的路燈光我們輕鬆跳過公園鐵門，到館牆邊找到一株枝杈多的柏樹，上牆並不費多大勁。但牆頂用石灰壘成倒V型，兩麵還零落地插上些碎玻璃。這對如野猴子般的吾輩來說又算什麼。東躲西閃、搖搖晃晃就走了過去——那年以後我並沒有長高，卻比現在輕了二十多公斤，你說何其敏捷。不一會找到牆內的一株落葉楸樹，踆下地去，發覺裏牆離地比外牆要矮一尺多。牆裏黑幽幽的，摸出小電筒，很快找到了一棟棟書庫。這是館後部，閱覽室等估計在大門那邊。選準了三間易於打開的庫門，便迅速回到牆邊，找到一處樹更彎、牆似更矮的所在，仔細看去，原是那牆頂斷裂了一尺見方的一截，上麵沒有斜頂和碎玻璃，雖然牆邊未見樹，抓著牆壁往外吊起再跳下，已經輕快如遊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