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的分析表明，近古時期敘事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敘事內容所表現的世界圖景越來越反映出市井社會生活的特點，成為市民文化的形象顯現。同時還應注意到，在敘事藝術的發展過程中，反映在敘事藝術中的市民的地位也在發生著變化。
唐代文人所作的傳奇故事，雖然表現出文人對市井文化的興趣，但故事中的市民形象大體上屬於傳統文化觀念中的形象，市民的地位是處在傳統社會結構中人士階層的下麵，以城市中商人、小販和一般手工業者等人物的日常生活為中心形成了相對集中和獨立的文化群落。在《謝小娥》中可以從故事的敘述人（即出現在故事裏的作者李公佐）與故事中所涉及的市井社會人物之間的關係看出來，文人士大夫是以一種多多少少帶著居高臨下意味的旁觀者和評判者態度來觀察、欣賞市民和市民生活的。白行簡的《李娃傳》故事原來自民間，而一經白行簡敘述，就明顯地看出作為敘述人的士大夫與作為故事主人公的市井倡優之間在身份上的差異來：“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瑰奇，有足稱者，故監察禦史白行簡為傳述。”這開篇的兩句話就表明了人士與市民的不同地位。
在唐代傳奇之後，宋元時期的民間話本主要是市井書會或民間藝人所作，其中有關市井生活的內容，當然比唐代傳奇更貼近市民的眼光與趣味。但在這些故事中，市民的地位仍與傳統比較接近。從現存的《清平山堂話本》中保留的宋元話本遺篇來看，有一些專門描寫市民生活的故事，如《簡貼和尚》、《合同文字記》、《快嘴李翠蓮記》、《曹伯明錯勘贓記》、《錯認屍》等，這些故事中所描繪的社會生活圈，整個是由形形色色的小市民構成的；人士階層出現在這個市民社會生活環境中的唯一方式是作為管理社會、裁判是非的官吏，這和《謝小娥》所描寫的社會環境基本上是相似的。這當然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典型形態。
然而隨著城市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市民的社會地位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反映在敘事作品的內容中，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水滸傳》。關於這部書的思想意義，現代人有種種大相徑庭的說法。但不管怎麼說，書中所描繪的社會生活環境，無疑是以市井生活為中心——“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汴京城楊誌賣刀”、“宋江怒殺閻婆惜”、“王婆計啜西門慶”、“吳用智賺玉麒麟”……書中著意刻劃的主要好漢在落草之前，大半是市井中人物如小吏、教頭、獄卒、商販、流氓和一些下級軍官，而他們被逼上梁山的原因也常常起於市井生活中的糾葛。總之，除了戰場和大本營梁山水泊，故事中人物生活和發生社會交往、衝突的主要環境就是市井社會。《水滸傳》的內容不僅表現了市井社會的風貌，而且與前麵所說的唐代至宋元時期的許多敘事作品所表現的市民形象不同，市民不是作為一個相對低下、獨立的文化圈層出現，而是成為與朝廷和文人士大夫的主流文化相對立、抗衡的一種文化、政治勢力。就在七十回本《水滸傳》的“楔子”一回“後來感得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一句的後麵金聖歎批道：“大書武德皇帝，見此一朝，不用掉文袋子。”在其後的章回中，金聖歎也屢屢借題發揮，盡情譏諷秀才、進士一類文人。如在第十八回“林衝水寨大併火晁蓋梁山小奪泊”中，金聖歎多處夾批道：“看他罵人法，活是個秀才”、“可見秀才雖強盜亦不服也”、“笑秀才之多計也”，在第六十二回“宋江兵打大名城關勝議取梁山泊”的夾批中嘲笑王太守道：“看他做出一正一反兩股文章，知其進士出身也”。不僅金聖歎如此，在容與堂本和袁無涯本《水滸傳》的評點中同樣可以看到這種傾向，如在上麵提到的“林衝水寨大併火”一回的回末，容與堂本的評語是：“天下秀才都會嫉賢妒能”，袁無涯本的評語是：“頭巾作略，如此沒用”。
這實際上是《水滸傳》本文中的傾向。書中提到的文人或文官如王倫、劉知寨、黃文炳、賀太守、王太守等都被視為道德上的對立麵而加以批判或嘲諷。而在梁山英雄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一個文人智多星吳用，則是一個沒有功名的村學究，行事與其說是個文人，不如說象個算命先生，可以說和傳統的文人士大夫階層沒有什麼關係。
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市民階層處在人士階層之下，當然不能排除這個階層對上層的文人士大夫階層除了敬畏、服從之外還可能抱著某種程度的對立、敵視心理。不能簡單地認為市民與人士的對立是社會文化結構轉變的結果。但把這種對立情緒通過完美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尤其是站在市民階層的立場上表現出來，這卻不能不說是個比較特殊的現象。這在社會結構關係比較穩定的情況下是難以想象的。換句話說，僅僅是市民階層自己意識到與人士階層的對立是不夠的，那充其量隻能算作一種特定階層的心理現象而不能構成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文化趨勢。《水滸傳》中市民與人士對立的重要性恰恰在於它已不再是一個市民階層本身的問題，而成了全社會的問題。這一點是在《水滸傳》的成書過程中逐漸顯現出來的。
關於《水滸傳》故事的曆史根據，主要是《宋史》中所記載的張叔夜討宋江事。而這對於了解市民文化的問題肯定沒有多大幫助。宋末元初的畫家龔開在為宋江三十六人所作的畫讚前序中說“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顯然還是民間傳說性質的東西。他在畫讚中所描述的宋江是：“不假稱王而呼保義，豈若狂卓，專犯忌諱！”在這個宋江形象中，還看不出從根本上與人士階層對立的傾向。然而這個“不犯忌諱”的宋江，卻與後來完成的《水滸傳》故事的整體文化傾向產生了矛盾。明代關於《水滸傳》的批評很多，而且對於後世影響也很大，最重要的有托名李贄評點的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袁無涯本《忠義水滸全書》和金聖歎評點的《第五才子書水滸傳》等。在這些評點中都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傾向，就是對梁山諸英雄的評價中往往總是有差異乃至衝突。如容與堂本《水滸傳》中托名懷林的《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一文中是這樣評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