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者，梁山泊第一尊活佛也……藉使道君皇帝能用之，我知其不為蔡京、高俅、童貫、楊戩矣……若夫宋江者……是假道學，真強盜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也非無用人也。當時若使之為相，雖不敢曰休休一個臣，亦必能以人事君，有可觀者矣。至於吳用……倘能置之帷幄之中，似亦可與陳平諸人對壘。屈指梁山，有如此者，若其餘諸人，不過梁山泊中一班強盜而已矣。何足言哉！
在這裏明顯區分出了兩類強盜，即可為朝廷所用的強盜和一無是處、“何足言哉”的強盜。象李逵、宋江一類可為朝廷所用的強盜也可以說是可納入到傳統的社會秩序體係中的強盜；而“何足言哉”的強盜則是與傳統社會秩序體係不相容的強盜，這兩類強盜大體上可以說就是魯迅所說的“替天行道的強盜”和“不替天行道的強盜”的差別。
應當注意的是，除了後麵的征方臘情節外，這兩類強盜在書中並沒有被表現為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物。恰恰相反，他們同屬一個陣營，同歸在一麵“替天行道”的杏黃大纛之下。所謂宋江架空晁蓋出賣義軍、梁山泊裏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雲雲，當然是後人的附會。然而產生這種附會的原因其實就在於敘事中已經出現的矛盾。宋江是《水滸傳》中最原始的一個形象，因而也是最傳統或者說最保守的一個形象。人們斥之為“假道學”、“投降派”，就是出於對這個形象的傳統性或保守性的不滿。隨著水滸故事的發展，市民味越來越重，突出地表現為對傳統社會結構中處於上層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的敵意或輕蔑態度。即使是相對而言比較保守的宋江其實也已演化成了一個性格複雜矛盾的人物。比如在智賺金鈴吊掛的故事中，宋江劫持宿元景的情景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宋江表麵上謙恭有加，行事卻簡直視太尉如兒戲，完全如貓戲耗子般將宿元景玩弄於掌股之上。在這段故事中，宋江形象中的傳統成分即所謂的“假道學”氣味似乎變成了真強盜身上的偽裝。
明代以李贄、公安派等人為代表的一批離經叛道的文人們對傳統的人士階層形象及其價值觀念嗤之以鼻，道學家、酸秀才、懵懂官僚甚至有時包括孔孟等聖人都會成為他們奚落揶揄的對象。他們在評點水滸時，往往對宋江的道學氣十分不滿，而對書中嘲謔文人之處大加讚賞，所以在評點中處處挖苦酸儒秀才、“掉文袋子”。這批文人對傳統秩序的對抗態度可以說與市民階層不謀而合。實際上這些人也多與商人市民階層有著密切的聯係。如李贄祖上就是巨商，他自己肯定私欲和物質利益的觀念也顯然是市民式的。公安派的袁宏道把“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當作人生快樂之一，這種“快樂”本身就是屬於市民社會的生活方式之一種。至於馮夢龍、淩濛初等靠寫作和出版通俗書籍謀生的文人，更與商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對文人和傳統價值觀念的批評，實際上代表了市民階層的觀念和態度。由於這些文人所具有的地位和他們的作品的社會影響力，使得市民的聲音變得響亮起來。總而言之，經過文人的藝術加工和評點，《水滸傳》成了一部代表市民階層向正統的人士文化挑戰的書。正因為如此，它才變成了一部“禁書”，並在後來屢屢受到具有正統意識的文人的抨擊。
在《水滸傳》之後，與市民生活的表現有關的另一部重要敘事作品就是《金瓶梅》。在中國小說史上，《金瓶梅》通常被看作是第一部“世情小說”：
當神魔小說盛行時，記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猶宋市人小說之“銀字兒”，大率為離合悲歡及發跡變態之事，間雜因果報應，而不甚言靈怪，又緣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
魯迅在這裏所說的“世情”或“人事”，所指的無非是“離合悲歡及發跡變態之事”，而這些“離合悲歡發跡變態”故事的社會環境與人物，正是市民。《水滸傳》雖然也寫到了市民生活和市民的觀念，卻不能算作“世情小說”，因為其中的故事不屬於市民階層自己的生活，而是與上層社會政治有關的英雄傳奇故事。隻有在《金瓶梅》中，市民階層及其生活方式才成為故事所專門加以表現的主要對象。
《金瓶梅》的意義不僅在於描寫了市民的形象與生活，更重要的是，在這部書中，市民獲得了一種新的地位。《金瓶梅》中的中心人物是西門慶，用書中的話來說，他“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這個形象在宋代以來的話本中應當說是個普通的紈絝惡少形象。但這個人物其實遠遠不這麼簡單。他既是個紈絝惡少，同時又是個精明的商人。他除了開著一爿生藥鋪外，還通過包攬訴訟、長途販運、拐騙有家產的婦女等各種方式賺取錢財。他當然不能算作一個正經規矩的商人，但他的的確確是個商人。他從開生藥鋪到臨死清算遺產，一生都在從事各種各樣的商業活動。誠然，西門慶是個紈絝惡少，是個淫棍、惡霸，但從社會身份、地位來看，更重要的是他是個商人。如果剝去了他的淫、霸的性格，他仍不失為一個狡詐的奸商；而如果去掉了他的商業資本和活動，那麼他的所有地位、活動都無法存在了。這就是他與傳統故事中的紈絝惡少形象如《水滸傳》中的高衙內、殷天錫之類惡棍的不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