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敘事文學創作中，文人的擬話本小說具有突出的位置。其中最重要的作品當然是馮夢龍的“三言”和淩濛初的“二拍”這幾部擬話本小說集，而尤以馮夢龍的“三言”更為人所重。關於馮夢龍的“三言”在當時的影響以及與“二拍”的關係，淩濛初在《拍案驚奇序》中作了如下說明：
……獨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而宋元舊種，亦被搜括殆盡。肆中人見其行世頗捷，意餘當別有秘本，圖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遺者，皆其溝中之斷蕪，略不足陳已。因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詼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幹卷……
從這段話可知，淩濛初的“二拍”是效尤馮夢龍的“三言”而作。魯迅評價淩濛初的“二拍”與馮夢龍的“三言”相比，“敘述平板，引證貧辛，不能及也。”後來的讀者和學者們也大都認為“二拍”的藝術水平或思想意義要遜於“三言”。
但淩濛初和他的“二拍”在敘事藝術的發展中自有其特殊意義。據《拍案驚奇序》中所說，馮夢龍的“三言”將“宋元舊種”已“搜括殆盡”。這就是說“三言”中的故事是以搜集編纂為主。因此淩濛初已無可搜集，隻好“取古今來雜碎事……演而暢之”，即更多地靠自己創作或演繹發揮。由於存在著這種差別，就使得馮夢龍的“三言”較多地帶著宋元以來傳統話本的特色，而淩濛初的“二拍”則更帶有作者個人情趣的痕跡。如果我們注意到宋元話本的作者多為下層文人或書會才人，而淩濛初這樣的擬話本作者則是較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就應當承認淩濛初和他的“二拍”對於我們研究明代擬話本創作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其獨特意義。
換句話說，淩濛初是晚明時期創作擬話本小說的文人作家中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在過去的研究中，人們對淩濛初作品價值的評價褒貶不一。但有一點沒有多大異議，就是認為這些作品與“三言”中的宋元舊本類似，表現的都是市民階級的通俗趣味。確實，“二拍”盡管是文人士大夫創作的，但其中的故事寫的卻是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性格和市民的趣味，這同傳統的文人創作大不相同。這是否意味著文人階層已經歸附到市民階級中去了呢？
然而當我們注意到淩濛初這個人物的性格與他的創作的關係時，就會發現問題要複雜得多。在淩濛初的墓誌上對他一生的主要行狀是這樣概括的：
崇禎中，以副貢授上海丞，署海防事。清鹽場積弊，擢判徐州，居房村。治河時，何騰蛟備兵淮、徐，禦流寇，慕其才名，征入幕。獻《剿寇十策》，又單騎詣賊營，曉以禍福，賊率眾來降。騰蛟曰：“此淩別駕之力也。”上其功於朝，授楚中監軍僉事。不赴，仍留房村。甲申正月，李自成薄徐境，誓與百姓死守，曰：“生不能保障，死當為厲鬼殺賊。”言與血俱，大呼“無傷百姓”者三而卒。眾皆慟哭，自死以殉者十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