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古敘事藝術中市民地位的變化從藝術形象的角度來說，就體現為市民形象的發展。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文化背景中，市民的文化背景不同，身份、地位不同，因而市民形象的美學特征也不同。
在《清平山堂話本》卷一中有一篇故事“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講的是風流才子柳永柳耆卿與歌妓周月仙的一段韻事。故事中柳耆卿對周月仙一見傾心，但周月仙另有相好，所以拒而不從。於是柳耆卿便指使一船夫強奸了周月仙，然後以此要挾周月仙。周月仙於是便順從了柳耆卿，“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側，與之歡悅無怠。”這段故事中的柳永雖然號稱才子，行事卻跡近流氓。而在晚明馮夢龍所輯的《喻世明言》中也有同一個故事，題目叫“眾名姬春風吊柳七”。在這後一個故事中，奸占周月仙的不再是柳耆卿，而是為富不仁的劉二員外；而柳耆卿則成了俠肝義膽、抑強扶弱的君子，他幫周月仙贖身並成全了她與黃秀才的好事。
《喻世明言》之所以要這樣改動這個故事，理由很明白：《清平山堂話本》中的柳耆卿實在太不象話，純粹是個流氓。《喻世明言》顯然是要塑造一個更合乎風流才子理想的形象。但問題在於，《清平山堂話本》中的柳耆卿為什麼會是那樣一副流氓相？在故事中，那樣的流氓行徑非但沒有遭到譴責，反而被當作風流韻事：“這柳縣宰在任三年，周月仙殷勤奉從，兩情篤愛。卻恨任滿回京，與周月仙相別，自回京都。到今風月江湖上，萬古漁樵作話文。”柳耆卿不自以為非，周月仙亦不自以為辱，這實在讓人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這兩個關於柳永的故事中，顯然《清平山堂話本》的文學水平要稚拙得多。人物命運、性格的發展不合邏輯，文字粗率，作者甚至連柳永的名字都搞不清楚，誤以為柳永“姓柳，雙名耆卿”。作者顯然算不上什麼道地的文人，充其量隻是略通文墨的市井中說書人或書會才人一類人物。他筆下的柳耆卿與其說是個文人，不如說是個打扮成文人模樣的市井流氓。在《說郛》中，有一個偷情的書生滕生也是這樣一個以文人形象出現的流氓：他用兩袋大珠為餌誘騙狄氏上鉤；而當狄氏的丈夫回來後，他又用詐把珠寶騙了回來，使真心愛上了他的狄氏人財兩失。值得注意的是，《說郛》中對滕生的評價是“小人也”；而《清平山堂話本》中故事的敘述人對“柳耆卿”的流氓行徑所持的態度是肯定和欣賞：周月仙在被柳耆卿侮辱之後居然還傾心於他，好像隻要最終能夠得到好處，那種侮辱算不上一回事似的。這樣一來，不僅柳耆卿象個流氓，周月仙也顯得象個沒有人格的娼妓甚至市儈。
文人當然未必都是正人君子，但通過文學表現出來的文人形象不能不合乎文人的道德觀念。柳耆卿故事的特點恰恰在於，敘述人在講述這個故事時，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文人形象應有的道德品質。一般說來，話本中的人物大半還是合乎傳統道德觀念的，這當然是傳統道德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所致，本不足為怪。而象柳耆卿這一類形象所具有的不同尋常的道德含義，恰恰表現出它作為市民藝術的獨特性。正是敘述人這種不同尋常的價值觀念，使我們得以發現真正屬於市井特有的一種形象類型。簡單地說，這就是帶有反道德意味的“流氓”形象。
當我們說《清平山堂話本》中的柳耆卿是個“流氓”形象時，並不是說故事的敘述人把柳耆卿當作一個流氓來加以表現。恰恰相反，從敘述人對柳的行徑所持的欣賞態度來看，敘述人其實認為他所描寫的柳耆卿是個風流才子而不是什麼流氓。不僅敘述人這樣認為，而且他當然也期待著故事的接受者這樣認為。這表明柳耆卿形象的“流氓”性質不是作品所加給人物的品質，而是作品的語境所具有的一種特殊的道德傾向，一種反傳統道德觀念的傾向，這種傾向通過故事敘述人不經意地流露出來的態度而表現了出來。這種反道德態度當然不是自覺的道德批判與革新的態度，而是將一種掩蓋在傳統道德觀念底下的一種世俗的、實利主義的（或者說是“流氓”式的）市民道德揭示和表現出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