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顯然不屬於腐儒之類。故事中他因出言不慎而被莊主拒之門外，正在躊躇時，忽聽得門內有人低低道：“且不要去！”蔣震卿心下道：“我說他們定不忘懷了我。”就應一聲道：“曉得了，不去。”過了一會，又聽得低低道：“有些東西拿出來，你可收拾好。”蔣震卿心下又道：“你看他兩個，白白裏打攪了他一餐，又拿了他的什麼東西，忒煞欺心！”卻口裏且答應道：“曉得了。”站住等著，隻見牆上有兩件東西撲搭地丟將出來，急走上前看時，卻是兩個被囊。提一提看，且是沉重；把手撚兩撚，累累塊塊，象是些金銀器物之類。蔣震卿恐怕有人開門來追尋，急負在背上，望前便走。走過百餘步，回頭看那門時，已離得略遠了。站著腳再看動靜。遠望去，牆上兩個人跳將下來。蔣震卿道：“他兩個也來了。恐有人追，我隻索先走，不必等他。”提起腳便走……蔣震卿走得少遠，心下想道：“他兩個趕著了，包裏東西必要均分。趁他們還在後邊，我且開囊看看。總是不義之物，落得先藏起他些好的。”
在這段故事中，蔣震卿誤以為他的兩個朋友偷了款待他們的主人的東西，心裏罵他們“忒煞欺心”。而他自己處理這件事的方法卻是背了他們偷來的東西便走，並且為了防他們來了要均分，還先藏起了一部分。就這件事而論，蔣震卿不僅有幾分商人式的精明與狡黠，甚至可以說是個見財起意的小人。然而在整個故事中，他卻仍然是作者所欣賞的正麵人物。作者所欣賞的東西既有他的人士家庭出身和風流倜儻的性格，也包括他的精明和幸運。總之，他也是一個集儒與商、人士與市民於一身的人物形象。
另一方麵，故事中的商人形象則又多多少少帶著人士氣，如文若虛在趣味與素養方麵所表現出的士大夫情趣、莫大郎在處理家族嫡庶關係時所表現出的君子風度以及“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雲崗縱譚俠”中的徽州商人程元玉的儒雅風度等等都是此例。而卷二十二“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當艄”中的商人郭七郎則是個反麵的例子。這則原出於《太平廣記》的軼事被淩濛初渲染得有聲有色，主人公郭七郎在求人幫忙花錢買官時說：“小弟家裏有的是錢，沒的是官。況且身邊現有錢財，總是不便帶得到家，何不於此處用了些？博得個腰金衣紫，也是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是不賺得錢時，小弟家裏原不希罕這錢的；就是不做得興時，也隻是做過了一番官了。登時住了手，那榮耀是落得的。”這位郭七郎是個商人兼花花公子式的人物，當然談不上有什麼人士氣。然而在上麵那番話中可以看出，商人的精明、花花公子的豪奢與對人士地位的羨慕在他身上是融為一體的。
“二拍”中人物形象所表現出的這種儒與商、人士與市民兩重性格交融的特點具有重要的社會文化意義。
自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到近古的幾百年間，中原地區戰亂頻仍，經濟、文化生活多次遭到破壞。而地處中國東南部的長江下遊地區經濟、文化卻在這幾百年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保持著持續的繁榮。尤其是在宋朝國都南遷臨安後，中原的人士階級大批湧到江南，一方麵影響了江南都市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麵這些人士階級也受到江南都市商業文化的強烈影響。如林升的詩所描寫的：“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樣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固然是對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的南宋士大夫的嘲諷，其實也是自南宋以來士大夫階層融入都市市民文化的一個真實寫照。
自南宋以後到晚明時期，東南地區的都市文化中人士文化與市民文化交融的色彩越來越濃厚。據《客座贅語》說，明代嘉靖以前士風還比較正統，文人墨士談吐高雅，舉止彬彬有禮；而此後則士風日見澆漓，衣巾人士談吐之間俚鄙如村巷之人。這不僅是少數紈絝子弟離經叛道的問題，而是東南文人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如另外一位通俗小說作者馮夢龍就很喜歡收集市井流行的俚俗小調、奇聞軼事乃至下流笑話之類，將收集來的這些東西編裒成書出版，在文人士大夫當中頗為流行。他所收集的笑話集《笑府》中有一則說的是某人有三個女婿，其中三女婿甚呆。有一次這位丈人要三位女婿作詩形容他的馬快疾，三女婿苦於無詞可對，忽聽到丈母娘放了個屁，於是 隨即答道：“丈母撒個屁，丈人騎馬到會稽，騎去又騎來，孔門猶未閉。”在《廣笑府》中有一則說某縣官寫字潦草，他寫條子派人去買豬舌，“舌”字寫得太長，被誤認為“千口”二字，於是差役遍鄉尋買，隻得到五百口，隻好向縣官哀求減半。縣官笑著說：“我讓你買豬舌，如何認作買豬千口？”差役聽了便答道：“今後若要買鵞，千萬寫短些，休要寫作買我鳥（diao）！”前一則笑話津津有味地拿放屁來打諢，隻好說是鄙俗；後一則更是猥褻惡俗了。諸如此類的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話在明代文人中流傳的很不少，由此可見當時人士趣味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