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這兩位才子對科舉看得很重，相信科舉考試是考驗真才實學的方式。《好逑傳》中的才子鐵中玉雖以俠名，但當他因有功而被授翰林院待詔的時候，他卻“上疏辭免，願就製科”；而後便變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書生：
待到秋闈，真是才高如拾芥，輕輕巧巧，中了一名舉人。待到春闈又輕輕巧巧中了一名進士。殿試二甲，即選了庶吉士。由前保奏有功，不受待詔，今加一級，升做編修，十分榮耀。
這段聽上去象是白日做夢的敘述中明顯地表現出敘述人對科舉功名的神往。由此看來，才子佳人小說固然是“尚詞華”，但卻並非真的“薄製藝”。通俗敘事作為一種供大眾欣賞的藝術，是通過虛構出某種超出常規的經驗來滿足作者和讀者心靈深處潛藏著的需要。對於大多數文人來說，科舉功名不能不是最基本的人生理想，但這一條人生道路畢竟太窄、太缺少機遇；而以才情被征召或得奇遇則是一種更具偶然性和傳奇性、更能引發想象力的途徑。對於一般文人來說所謂才情無非詞章而已，即魯迅所說的“所謂才者，惟在能詩”；而那些表現才子之“才”的詩作卻又“複多鄙倍，如鄉曲學究之為”，不過是平庸文人虛幻的自我高估心態的表露。從這個意義上說，把“詞華”看得比“製藝”更高並非鄙薄科舉，而是滿足一種虛幻的自我肯定需要的方式。
簡單地說，才子佳人故事中才子之“才”實際上包括了“詞華”和“製藝”兩方麵。前者是才子的內在素質，而後者則是才子的現實性品質。而且這兩方麵構成了才子佳人故事中社會價值標準的核心：故事中最高的品格是一個人的詩才，而最重要的成功就是科舉功名。顯然，在這樣的故事中，社會生活從根本上來講是以人士的價值觀念和需要為中心的。也就是說，故事中的世界是人士中心的世界。
當我們說才子佳人故事中的世界是以人士為中心時，很容易令人產生困惑的一個問題是，在這類故事中為什麼往往會描繪出一些比人士更聰明、更高尚、更有才華、更光彩奪目的女性形象？也就是說，這個人士中心的世界中人士所關心的東西似乎隻有一樣，就是佳人。
如果說才子佳人小說與《金瓶梅》一類小說在內容上有什麼相似之處的話，應當說對兩性關係的關注可以算作一點。盡管與《金瓶梅》、《玉嬌李》相比，《平山冷燕》、《玉嬌梨》、《好逑傳》之類的故事中所寫的兩性關係要蘊藉、雅潔得多，但對異性的興趣的確構成了這類才子佳人小說的興趣重心。在這類小說中表現才子成功的標誌都是兩個：一是功名，二是佳人。實際上前者大都是為後者服務的，才子取功名主要是為了得到佳人。也就是說，才子佳人小說中所表現的人士的人生理想不再是樹德建言的千秋功業，而隻是得一傾國傾城的絕色美人：
自此之後，燕白頷與山黛，平如衡與冷絳雪，兩對夫妻，真是才美相宜，彼此相敬，在閨中百種風流，千般恩愛……
鐵中玉與水冰心自結親之後，既美且才，美而又俠，閨中風雅之事，不一而足，種種俱堪傳世……
在這些小說的結語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敘述背後隱藏著的幻想——作者心目中一切幸運的歸宿就是與一絕代佳人“閨中百種風流，千般恩愛”的生活。這種幻想無論聽上去多麼蘊藉風雅，歸根到底是一種性幻想。
從《鶯鶯傳》演變為《西廂記》時，文人敘事所表現的理想就已發生了變化。在《鶯鶯傳》中的張生看來不過是一次奇遇的風流韻事，在《西廂記》中的張生來看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
想人生最苦離別，可憐見千裏關山，獨自跋涉。似這般割肚牽腸，倒不如義斷恩絕。雖然是一時間花殘月缺，休猜作瓶墜簪折。不戀豪傑，不羨驕奢；自願的生則同衾，死則同穴。
這支《折桂令》表明，與鶯鶯的戀情成了張生的最高人生理想。後來的才子佳人小說所表達的也是這樣一種理想，但由於缺少了《西廂記》那種癡情苦戀的浪漫而增加了許多向壁虛構的誇張和“情詩豔賦”的渲染，所以變成了白日夢式的性幻想的表現。
人士的人生理想凝聚到對女性的幻想上來，這是一個時代的特點。魯迅在談及“明之人情小說”時，所舉的代表作主要是《金瓶梅》、《玉嬌李》、《玉嬌梨》、《平山冷燕》等幾部，可以看出大都與性幻想有關。他認為這是當時的時尚：“……而在當時，實亦時尚……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藥之事為恥。風氣既變，並及文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藥盛，妖心興，而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笫之事也。”
然而當人們把才子佳人小說算作仿效《金瓶梅》、《玉嬌李》的產物時，最難以解釋的也就是這些女性形象。因為這些女性形象都被表現為高雅、聖潔、多才多藝、傾國傾城、凜然不可犯而又學究氣十足的女才子，而這樣的描寫與《金瓶梅》、《玉嬌李》中對女性的表現完全相反，以至於使有的研究者認為在這些才子佳人故事中表現了一種同情、尊重女性甚或是男女平等的進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