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古敘事藝術的發展中，上述體現文人意趣的敘事風格形成了一種有別於一般市民敘事藝術風格的傳統。在明清之際，這種敘事風格的發展突出地表現在一批被冠以“才子佳人”之名的敘事作品中。
才子佳人小說興起於明清之際，這是小說史研究家們的公論。但對這類小說文化源流的認識則還需進一步深化。魯迅在談到才子佳人小說時說道：
《金瓶梅》《玉嬌李》等既為世所豔稱，學步者紛起，而一麵又生異流，人物事狀皆不同，惟書名尚多蹈襲，如《玉嬌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敘述，則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風流綴其間，功名遇合為之主，始或乖違，終多如意，故當時或亦稱為“佳話”。察其意旨，每有與唐人傳奇近似者，而又不相關，蓋緣所述人物，多為才人，故時代雖殊，事跡輒類，因而偶合，非必出於仿效矣。
魯迅把才子佳人小說與《金瓶梅》同歸於“人情小說”，並認為才子佳人小說是效仿《金瓶梅》等書而起的“學步者”。從描寫日常生活題材的發展順序以及書名的蹈襲痕跡來看，這種關係線索是說得通的。但如果深究敘事藝術的文化意義，就會發現問題並不那麼簡單。人們談論的“才子佳人小說”範圍很廣，但就這一時期的典型作品而言，如魯迅提到的《玉嬌梨》、《平山冷燕》等書，真正在風格、意蘊等方麵，其實距《金瓶梅》、《玉嬌李》一類相當遠。這就是魯迅自己所提到的“異流”：“人物事狀皆不同，惟書名尚多蹈襲”。換句話說，這兩類作品除了書名相襲之外，二者的相關性其實是很小的。而才子佳人之書的真正意旨，卻“每有與唐人傳奇近似者”。
才子佳人小說既與唐人傳奇無關，又何以近似呢？魯迅說：“蓋緣所述人物，多為才人，故時代雖殊，事跡輒類”。如果僅僅相同的是作品中的人物身份，那麼這個論斷仍有可疑之處。自宋代以來的話本中描寫才子人士的不在少數，前文提及的《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故事的確寫到了才子和佳人，但其實是市井中常見的惡少和娼妓，與《玉嬌梨》、《平山冷燕》之類書中“文雅風流綴其間，功名遇合為之主”的才子佳人大異其趣。這裏麵的根本區別在於，《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是從市民的角度寫才子佳人，而《玉嬌梨》等書則不同。這類作品中敘事內容的普遍傾向是對人士地位、情趣與生活方式的高估，比如在《玉嬌梨》、《平山冷燕》中，所謂“文雅風流”和“功名遇合”即詩賦和科舉，作為內在的能力與外部的成功，是衡量一個人地位、價值的最重要的砝碼。這是標準的文人士大夫的人生價值觀，與《清平山堂話本》、“三言”、“二拍”之類話本和擬話本中的所謂柳耆卿以及轉運漢、蔣興哥一類市民的人生價值觀有明顯的區別。從文人的意識出發寫才子。這正是才子佳人小說與唐人傳奇的近似之處。
從敘事的基本要素和內在結構來看，《西廂記》亦可闌入才子佳人故事之列。事實上，明清之際的才子佳人故事與《西廂記》一樣，所寫的人士不再是市井社會生活的旁觀者，他們已介入了市井社會。但在這些故事中所出現的社會，與一般話本中所描繪的市井社會生活畢竟又不大一樣。這類由文人敘述的才子佳人故事中一個最明顯的特點是，社會生活的內容始終是圍繞著才子與佳人的關係這個軸心轉動的。比如在《西廂記》中，使張生得以親近鶯鶯的核心關目是《白馬解圍》。在這一情節中鶯鶯被孫飛虎所困，解救美人的騎士除了張生之外當然還包括和尚惠明和將軍杜確。但故事所關注的隻是張生這個文弱書生，他的一紙求救書成就了他的英雄形象。這種書生救美人的模式早在唐代傳奇如《柳毅傳》中就已出現了。如果拿這類情節與《水滸傳》中英雄豪傑救助弱女子的故事相比，要顯得矯情牽強或虛幻得多。顯然這隻是為了給才子一個表現優越感的機會而生造的情節。後來的才子佳人小說雖偶有以才子加俠客的形象重演這種情節的方法（如《好逑傳》），但更多地則轉而用符合文人身份的方式來表現文人的優越感。魯迅在評價《玉嬌梨》和《平山冷燕》時說：
二書大旨，皆顯揚女子，頌其異能，又頗薄製藝而尚詞華，重俊髦而嗤俗士，然所謂才者，惟在能詩，所舉佳篇，複多鄙倍，如鄉曲學究之為；又凡求偶必經考試，成婚待於詔旨，則當時科舉思想之所牢籠，倘作者無不羈之才，固不能衝決而高翥矣。
要說才子佳人小說作者有心貶薄製藝似不盡然，《玉嬌梨》中的才子蘇友白雖以詞華而得美人眷顧，最終的成功卻要靠應試高中。《平山冷燕》中的兩位才子燕白頷和平如衡也大抵如此，兩人雖以詩才得名，卻仍要靠科舉抬舉身價。在他們算計何時進京時，平如衡說道：
功名以才得為榮，若有依傍而成，便覺減色。我與你不幸為王宗師所薦，姓名已達於天子；今又奪了元魁。倘進京早了，為人招搖，哄動天子，倘賜召見，或邀獎譽，那時再就科場，縱登高第，人隻道試官迎合上意，豈不令文章減價？莫若……挨至臨期，一到京就入場。若再能掄元奪魁，便可揚眉吐氣，不負平生所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