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他是個文人，不如說是個戴方巾的豪俠更為恰當。書中真正的書生大概隻有那位不在一百〇八好漢之列的白衣秀士王倫，而這個人物在《水滸傳》中的地位與《金瓶梅》中的水秀才、溫秀才差不多，都是百無一能、行同犬彘的猥瑣小人。至於上層官僚，象蔡京一類的奸佞不必說是一些醜惡的敗類；有的人士官僚從敘述者的態度來看可以算作正麵人物，比如從第五十九回開始出現的太尉宿元景就是這樣一位賢臣。盡管如此，宿元景仍然是一副孱弱無能的形象，被宋江、吳用等輩玩弄於掌股之上。至於那些處於大忠大奸之間的庸庸之輩如梁中書、蔡九知府、王太守等人，在梁山好漢們麵前更是個個顯得卑瑣渺小。如第六十二回“劫法場石秀跳樓”中，一個單身劫法場的石秀竟然把梁中書和王太守嚇得不知所措，這種戲劇性地誇張了的形象對比當然不僅僅是一種藝術手法，同時也流露出了故事的敘述者對官僚士大夫的輕蔑態度。
從《水滸傳》到《金瓶梅》，在這些通俗敘事藝術中人士可以說是威風掃地。《水滸傳》中對人士階層的蔑視，可以被解釋為市民乃至市井流氓無產者和農民對作為社會上層的人士階層固有的疏遠和敵視心理使然。但在《金瓶梅》中這種蔑視的根據就更明顯地表現為經濟實力的對比了。在西門慶或西門慶所代表的商人階層看來，人士階層不過是自己用金錢任意驅譴、利用的工具而已。正是由於市民社會中商人實力的增長而造成了人士階層地位的軟弱。
盡管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前期出現的才子佳人小說虛構著人士中心的夢，實際上這個時期在市民社會的環境中人士地位的軟弱已成為人士自己也不得不接受的一種現實。清代前期文人創作的寫實類敘事作品如《儒林外史》、《紅樓夢》中，都可以看出人士地位衰落的跡象。甚至在蒲鬆齡創作的神怪故事《聊齋誌異》裏雖然寫的是與現實不類的鬼狐世界，同樣可以看出這種傾向：在大多數故事中積極行動的角色總歸是由女性演變成的鬼或狐狸精，人士則往往不過是受惠者；有的故事中人士充當了解救女鬼或女狐的騎士（如《嬌娜》、《青鳳》之類）角色，仍然不能使他們顯得更富於活力和力量，充其量使他們在鬼狐的世界中具有了某種作為“人”（而不是人士）的力量。總而言之，故事中的人士在多數情況下顯得軟弱無能而且無所作為。
可以說，在明清時代社會環境中商業氣氛漸濃的情況下，政府與社會、政治與經濟、道德與物欲、傳統與現實等等方麵的關係都出現了矛盾，人士的地位因此變得尷尬起來。按照餘英時的看法，這一時期商業與傳統的儒家文化相交融而產生的是一種積極的結果：使得商人接受了人士的價值觀乃至整個道德體係，形成了“儒商”或商業意識中的“儒意”，這種儒與商的交融帶來的是商業活動中理性意識或者說道德意識的增強。但是實際上就在商向士靠攏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一個反向的過程，即士向商的靠攏，或者從傳統道德的意義上說下降。餘英時自己在書中曾引過清代沈垚的話說：
……仕者既與小民爭利，未仕者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取，於是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勢益重……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天下之士多出於商，則纖嗇之風日益甚……
沈垚所說的士與商混淆的問題是使得士風變得“纖嗇”了，這似乎還隻是個個人性格的問題。但實際上當“天下之士多出於商”，而且天下之士多追慕商人時，所改變的就不僅僅是個人性格了。明人於慎行《榖山筆麈》中說：
吳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其俗勤嗇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相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為賈，公儀休之所不為也。往聞一內使言，華亭在位時，鬆江賦皆入裏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於相邸，相公召工傾金，以七銖為一兩，司農不能辨也。人以相君家钜萬，非有所取，直善俯仰居積，工計然之策耳。愚謂傾瀉縣官賦金，此非所謂聚斂之臣也？
這裏提到的徐華亭雖然隻是一個個人，但很難說他的所作所為不具有代表性。徐階在明史上算得上一位賢臣，也許他的纖嗇性格和聚斂行為比一般人士要更突出或更過分一些，再加上樹大招風，所以引起了訾議。但從《榖山筆麈》所談及的情況來看，至少說明徐階的所作所為不是獨一無二的偶然現象。事實上從於慎行的口氣中就可以得知，在江南一帶，士大夫不恥言利乃至孳孳經營商業謀取利益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一方麵是商人在變為“儒商”，追求著道德意識的上升；另一方麵則是人士在變為商人，甚至淪落為不擇手段的奸商。這個時期的社會地位關係和價值觀念似乎出現了二元性趨勢。人士的處境變得尷尬起來。當今的學者常常會提到明代（特別是晚明）的文人中多“狂人”，如王艮、李贄、湯顯祖、徐渭、“公安三袁”等等。這些“狂人”們的“狂”氣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出人士對自身處境所感到的困惑和尷尬。美國學者黃仁宇先生把李贄這位最具代表性的“狂人”描述成一位始終在矛盾衝突和困惑中掙紮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就是說在李贄這樣的人身上一方麵表現出強烈的叛逆性——這種叛逆性既有主張個性自由的內容，也有與傳統價值觀念相悖的重利重商的市民意識；另一方麵卻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也就是說仍然屬於人士階層。李贄的“自相衝突”可以說正是當時人士對自身尷尬處境的意識和價值觀念中矛盾的一種表現。另一位“狂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在談到自己心目中的人生五種快活時，則把作為傳統人士生活理想的著書立說和市井浪子的聲色之娛混在了一起。總之在這些“狂人”們的觀念中，似乎已難以分清作為人士傳統的儒家價值觀念與市民-商人價值觀念之間的差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