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動嘴，個個低頭……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那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位恰拉了一泡囤穀都的熱屎；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塞在褲腰裏；應伯爵推逗桂姐親嘴，把頭上金啄針兒戲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
或者第五十七回西門慶的狂言：
咱隻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
諸如此類的描寫在許多人看來生動地揭露了西門慶及其狐群狗黨的卑瑣與邪惡，反映出當時社會的黑暗。但過於嚴肅地對待這種描寫其實未必妥當。夏誌清先生通過對書中許多描寫的分析表明，“作者那種明顯的粗心大意，他那種抓住機會不放、愛使用嘲弄、誇大諷刺的衝動，他那種大抄詞曲的酷好，到處都損壞了這本小說寫實主義的外表。”確實，書中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誇張和無端插入的諷刺（如諷刺庸醫、尼姑之類）與其說是反映現實，不如說是迎合讀者的嗜好更為恰當。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第61回趙太醫上場時謅的幾句詩：
我做太醫姓趙，門前常有人叫。隻會賣杖搖鈴，那有真材實料。
行醫不按良方，看脈全憑嘴調。撮藥治病無能，下手取積兒妙。
頭疼須用繩箍。害眼全憑艾醮。心疼定敢刀剜，耳聾宜將針套。
得錢一味胡醫，圖利不圖見效。尋我的少吉多凶，到人家有哭無笑。
這段諷刺庸醫的話可以說是對社會風氣的一種批判，但在本書具體的上下文語境中卻不能太當真。實際上，這是自元曲以來沿用成習的用荒唐滑稽的上場詩取悅聽眾的老套路，很難說是在嚴肅地批判什麼東西。在夏誌清看來，正是這種誇張諷刺破壞了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的客觀性與批判性。即使我們不用夏誌清那種比較嚴格的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標準，也應當承認這類描寫確實造成了風格上的含混。因此當我們在分析《金瓶梅》中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時，就不能不對現實的描寫與荒誕的笑料加以仔細的厘別。
實際上，夏誌清所說的風格上的混亂的確是存在的。這種混亂使我們得以發現作品中敘事意圖的矛盾性：一方麵是人們通常說的“現實主義精神”，即魯迅所說的洞達世情或夏誌清所說的寫實主義的客觀性與批判性，這種“現實主義精神”表明中國敘事藝術正在走向一個新的階段。也正是因為如此，才使得人們相信這部書的作者是“大名士”或“世廟巨公”。但另一方麵，這部書中又的確充斥著民間話本特有的稚拙性：關目和敘述中的粗疏矛盾、標題對句的拙劣粗率、不合情理的誇張渲染、不顧風格的統一而隨意添加的（往往是惡俗荒唐的）插科打諢、不管合適不合適任意套用現成詩詞等等。敘事意圖的矛盾性固然表明作品在藝術風格上的不成熟，但更重要的是表明一種新的敘事意圖正在從民間敘事藝術傳統中蛻變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金瓶梅》的藝術特征是一種過渡性的特征。正是這種過渡性使這部作品具有了此前和此後類似作品所不具有的特殊的複雜風格和意味。敘事意圖的曖昧和矛盾使我們在談論《金瓶梅》批判社會的“現實主義精神”時不得不大打折扣，同時卻使得作品藝術特征的時代性凸現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