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把性格當作現代藝術的真正中心，這個觀點對於經典敘事藝術的研究來說非常重要。對於《金瓶梅》這樣一部沒有離奇情節而以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的描寫為特點的小說，性格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人物性格的研究包括對人物性格的社會意義研究（如性格的真實性、典型性等等）、心理意義研究和塑造性格的寫作手法研究等許多方麵，海內外學者在這些方麵的研究中都已取得了很多成果。一般說來，觀察、描述一個人物性格，需要把握住這個人物性格得以全麵展現的完整的生活背景，也就是說，需要一個整體的視角。《金瓶梅》書中對主要人物的整體視角有基本的規定。全書最後一回有一首詩可看作是對幾個主要人物的蓋棺論定之語：
閑閱遺書思惘然，誰知天道有循環。西門豪橫難存嗣，經濟癲狂定被殲。
樓月善良終有壽，瓶梅淫佚早歸泉。可怪金蓮遭惡報，遺臭千年作話傳。
顯然這些人物都是被放在全書的整體結構背景上審視和評論的。其中最主要的人物西門慶性格的整體視角則在全書開卷的《四貪詞》中勾勒了出來，簡單地說就是“酒、色、財、氣”四個字。按照作者的意思，西門慶的性格可以用酒色財氣四個字（當然，實際上重點是“色”、“財”二字）來概括，而《四貪詞》中則對酒色財氣的危害作了聳人聽聞的描述，如“酒損精神破喪家”，“損身害命多嬌態”，“親朋道義因財失”，“莫使強梁逞技能”等等，實際上也正是對西門慶下場的預示。
許多學者在分析、評價西門慶等人的性格時，有意無意地沿著這個整體視角的思路出發。但我們從上一節的分析中已經知道，這本書的整體結構中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因而使得整體視角的可靠性產生了疑問。夏誌清在《金瓶梅新論》中對人物的分析卻采用了一種更加貼近的視角。就拿西門慶來說，這個人物從整體視角看來，自然應當說成是個淫棍、惡霸和無賴。但是貼近一點看就不那麼簡單了。夏誌清在分析這個人物時說道：
西門慶並不若一般人認為的那樣永遠被寫成一個為害他人的壞蛋。他有錢有勢，大體說來，他不是作者嘲罵的對象。我們對他的最後印象是：他是個討人喜歡的人物，脾氣好、慷慨，能有真正的感情。他經常從事無法無天的交易，但同時他也給我們慷慨好施的印象。他誠然是個臭名遠揚的誘奸者，但作者也明白表示受他誘騙的婦女都是自願上鉤……在西門慶作為一個淫棍的一生中，他是妓院中受尊重的顧客，有特權梳攏雛妓，實際上他從未侮辱過一個良家處子或良家婦女……
粗看起來，這樣評價西門慶未免有隱惡之嫌。確實，無論從當時社會還是從曆史的角度，都不可能對西門慶在道德上給予較高的評價。但道德上的評價畢竟還不能代替藝術分析。夏誌清分析方式的特點在於，通過貼近的、對情景的體驗來把握人物在具體環境中的行為特點，從而獲得的是具體的、感性化了的性格。淫棍、惡霸西門慶同時卻又是一位討人喜歡、慷慨好施的名流紳士，這個矛盾恰恰顯示出了西門慶性格的藝術魅力所在。如果把西門慶簡單地看作一個壞人，那麼這部小說的主要意義就應當是或者揭露、懲戒壞人，或者宣揚惡德敗行。事實上，幾百年來關於《金瓶梅》意義的聚訟大半就是糾纏在這兩方麵。然而這兩種意義都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小說的藝術魅力。這部小說在藝術上的成功之處主要就在於把西門慶寫成了一個使人能夠理解甚至同情的人物。盡管作者從一開始為人物定下的基調和最終的結局都明確地表示了對西門慶的道德批判態度，但在故事的發展過程中，人物被置入紛紜複雜的社會情境，在現實的人際關係中活動，從中發展出了完整而生動的性格。這個性格越是發展，越是具有人情味，就越是悖離了最初所勾勒出的那個無惡不作的破落戶浮浪子弟的形象基調，而最終的完成則是這個人物的毀滅。對於這樣一個複雜的形象，隻有采用貼近的視角，通過對具體情境的同情體驗，才能夠理解和發掘出其中的深層意蘊來。
當我們采用類似夏誌清的方式觀察、分析西門慶這個人物時，不能不注意到這個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對於敘事藝術的意義。夏誌清相信作者的敘述態度是一種“兩麵倒”的態度：“表麵上順從儒家道德又暗地裏同情墮入愛河的情人和追求‘個人自由’的人；信仰佛教的因果報應之說，但又公開輕視和尚和尼姑。很嫉妒地不讚成有權勢有財富的人，但又無情地蔑視出身卑微和不幸的人。”這種兩麵倒的態度在明代小說的敘述中很常見，比如把偷情做愛、僥幸奇遇或怪力亂神之類不合儒家大道的故事加上一層合乎道德的外殼就是一種很常見的方式。《金瓶梅》的故事同樣如此。但對西門慶的性格描寫中事情還不那麼簡單。作者在道德批判的外殼下津津有味地講述西門慶偷情做愛的細節，這隻是一個層次。在敘述的過程中，隨著情境的展開，西門慶的性格越來越進入情境之中，在惡人、淫棍的戲劇化的形象之下，又並行地展開了一個被現實的矛盾糾葛所纏繞、所左右的更有人情味的形象。這不是上麵所講的那種簡單的自我掩飾，而是表明作者正在發展一種新的敘事意圖，即遊離於既定的敘事觀念之外而憑著體驗和想象力發展性格的方式。這在中國敘事藝術的發展中應當說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明末清初的文藝批評家金聖歎在分析《水滸傳》中人物描寫特點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