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芳春”孫楚樓邊，莫愁湖上，又添幾樹垂楊。偏是江山勝處，酒賣斜陽，勾引遊人醉賞，學金粉南朝模樣。暗思想，那些鶯顛燕狂，關甚興亡！
“懶畫眉”乍暖風煙滿江鄉，花裏行廚攜著玉缸；笛聲吹亂客中腸，莫過烏衣巷，是別姓人家新畫梁。
“前腔”王氣金陵漸凋傷，鼙鼓旌旗何處忙？怕隨梅柳渡春江。無主春飄蕩，風雨梨花摧曉妝。
故事剛開始時是侯方域等幾位文人相約外出賞梅的情景。而這一開始的三支曲子就帶著濃厚的感傷色彩，從而奠定了全劇的低迷情調。
就《桃花扇》以前的大多數悲劇而言，故事中的悲劇情節本質上是一個或一係列繼發的巧合事件。也就是說，悲劇是由於某種後起的原因而從無到有地發生，悲劇主人公因此而由順境轉入逆境的。這一點與亞裏士多德以來的西方古典悲劇觀念大同小異。即使象《竇娥冤》中的竇娥那樣徹頭徹尾的悲劇人物，她的命運的真正惡化也是在張驢兒父子來了之後。而在此之前，雖然她喪母、別父、賣身、喪夫，但這些不幸並沒有象後世的煽情故事那樣被渲染成慘不忍睹的悲劇。盡管賣身做了高利貸者的童養媳，她與蔡婆婆相依為命的日子過得還算太平，隻是因賽盧醫賴帳行凶時巧遇張驢兒父子，才導致了後來的悲劇發生。正是這種悲劇事件的繼發與巧合性質決定了悲劇是偶然發生於特定人物的命運轉折。《桃花扇》則與此不同，故事中悲劇衝突的真正發端應當說是從第十二出《辭院》開始，但這個具體的衝突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大的悲劇背景中隨機激起的小小浪花。總的悲劇氣氛早在故事發端之前就已產生，到故事結束之後仍在蕩漾餘波。這個大的悲劇背景就是明朝從衰敗到滅亡的曆史過程。在這個大背景下產生的《桃花扇》悲劇，自然而然地被置於一種徹底悲觀絕望的世界圖景中。因而在《桃花扇》中，人物的痛苦和悲劇性命運成為無可避免的必然，悲劇事件不再是局部的、偶發的巧合事件，而成為整個社會悲劇的一個聚焦點。
當我們拿《桃花扇》和《竇娥冤》相比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二者在題材上的明顯差異：前者是有關社會曆史的重大題材，後者寫的隻是個人的悲歡離合。同樣，《漢宮秋》、《琵琶記》、《嬌紅記》等悲劇也屬於後者一類。題材的差異當然會影響到作品的風格和審美特征。但也有一些作品就題材本身而言和《桃花扇》類似，也是有關國家社稷的重大曆史題材，如《趙氏孤兒》、《精忠旗》等，與《桃花扇》相比，差別仍然很明顯：那些作品都沒有表現出象《桃花扇》那樣徹底的悲觀絕望情調。同樣是描寫曆史事件，《趙氏孤兒》、《精忠旗》之類的英雄悲劇是把主人公的悲劇命運當作一種有條件的曆史反動的結果，即成為奸佞當道、國賊專權的黑暗時代的犧牲和扭轉這種黑暗曆史的代價；而《桃花扇》中則不然，實際上劇中沒有什麼古典悲劇意義上的英雄。侯方域、李香君當然不是悲劇英雄，複社其他諸公子也不是，左良玉、黃得功更算不上英雄。就連浴血揚州的史可法也不能算作真正的悲劇英雄，因為整個悲劇的意義遠遠超過了他個人所能承擔的分量，他的犧牲隻是作為這段悲劇曆史的殉葬而不是作為悲劇衝突一方的失敗。
悲劇中沒有英雄，這一事實的重要性並不是在於劇中缺少了某種類型的英雄人物，而是在於缺少了英雄所依托、所代表的某種具有社會意義或倫理-哲學意義上的正義性和合理性的力量。複社公子的嫉惡如仇、史可法的忠心報國、李香君的高風亮節等等品質盡管受到了作者的肯定，但卻不能成為悲劇衝突中的正義，因為體現在整個作品中的世界觀沒有向人們哪怕是間接地暗示存在著最終意義上將會勝利的正義——如果說故事中的世界真的有什麼最終的勝利者，那就是虛無：
……神有短，聖有虧，誰能足願；地難填，天難補，造化如斯。釋盡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雲自卷，我又何疑？
人世間的悲劇衝突被不可抗拒的造化之力所淹沒，人隻有釋盡一切現實的煩惱，大徹大悟而後淡然麵對江流雲卷的世事才能真正解脫痛苦。顯然，《桃花扇》的悲劇意義不僅僅在於它的社會政治題材，更重要的在於通過作品中的世界圖景所顯示出來的悲觀主義哲理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