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自問世以來的兩百多年中，批評、議論的文字可謂汗牛充棟。其中不乏獨辟蹊徑標新立異的見解。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就是被視為標新立異的論著之一。《紅樓夢評論》的標新立異之處在於它是借用了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作為研究、分析《紅樓夢》的理論工具。這種研究方法在今天固然早已司空見慣，但在20世紀初不啻是驚世駭俗之舉。至於這種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如何，似乎就連王國維自己也吃不準：
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然於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於其主觀的氣質，而無關於客觀的知識。
後來的學者也往往認為這篇文章多少有點生搬硬套削足適履的毛病，充其量隻能說是一家之言罷了。也許《紅樓夢評論》一文確乎有生搬硬套叔本華的毛病，觀點難免有片麵或偏頗之處。但這並不等於說這篇論文全無價值。如果我們把這篇論文放在《紅樓夢》研究的曆史發展過程中看，就會發現它的意義不僅僅是提出了一種標新立異的見解，更重要的是，它其實揭示了中國藝術精神在近古時期發展的一種趨勢。
《紅樓夢評論》借用了叔本華的理論，這一事實本身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王國維為什麼要借用叔本華來解釋《紅樓夢》。要了解這一點，或許首先應當了解叔本華的人生哲學對於寫作《紅樓夢評論》時的王國維所具有的意義。據王國維自己說：
餘之研究哲學，始於辛壬之間。癸卯春，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讀幾半而輟。嗣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其所尤愜心者，則在叔本華之《知識論》，汗德之說得因之以上窺。然於其人生哲學觀，其觀察之精銳，與議論之犀利，亦未嚐不心怡神釋也……
這個時期叔本華的人生哲學理論對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在《紅樓夢評論》第一章中明確地說：
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於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償者一，而不償者什伯。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償，而更無所欲之對象，倦厭之情即起而乘之。於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負之而不勝其重。故人生者，如鍾表之擺，實往複於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夫倦厭固可視為苦痛之一種。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謂之曰快樂。然當其求快樂也，吾人於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然則人生之所欲，既無以逾於生活，而生活之性質，又不外乎苦痛，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這段話完全是叔本華《作為意誌與表象的世界》一書所闡發的人生觀。在王國維看來，這種人生觀與中國傳統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而他正是要用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世界觀來重新解釋世界。他為什麼悖離了傳統的世界觀轉而信奉叔本華的哲學，這其中的個人性格或心理因素暫且不擬討論。重要的是，他從《紅樓夢》一書中找到了這種解釋世界的中國式方式。在他看來，代表中國傳統精神的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而《紅樓夢》正相反，是一部“徹頭徹尾之悲劇”。他顯然是想通過對《紅樓夢》的評論來反對傳統的樂天精神和趣味，建設一種新的美學精神，一種悲觀主義的、悲劇的美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