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其特定的時代文化精神。當人們講起先秦的百家爭鳴、漢唐的閎放、宋代的柔弱、清代的沉悶時，都是從某一角度觀察和描述一定時代的經濟、政治、風尚等文化因素通過主流文化圈的活動而凝聚起來的統一傾向。中國曆史上的主流文化圈就是以士大夫為主的文人階層。時代文化精神可以說是一定時代文人們的主導精神傾向，而這種精神的焦點便是一個時代文人階層於有意無意之中為自身樹立起來的社會形象：先秦文化精神集中體現於縱橫捭闔、無所依傍的“諸子”形象中，魏晉風度是通過《世說新語》所描繪的人士形象而為人所知的，盛唐氣象突出地表現在那些眼界廓大、誌趣高遠的詩人們的生活與創作中……這種社會形象未必是哪一個個人能夠完全代表的，也未必能夠概括一個時代文人的所有特征。然而，它畢竟可以顯示出一個社會的主要精神特征，使我們感受到在曆史中生長、演變的活生生的文化靈魂。當我們研究明代文人的社會形象時，會看到這個時代思潮的異常特征通過文人的人格矛盾鮮明地顯現了出來，因而使我們對於明代文化、明代社會思潮產生更生動真切的認識。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明代是繼宋代程朱之後理學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時期，代表人物首推“心學”巨子王陽明。如果把宋代理學家同王陽明比較，便可以看出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宋代的理學家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從事道德建設的人物。他們專注於“格物致知”，從現象中附會和抽繹超越的道德理論，立論甚高而不切實用。王陽明則不然。他的理論是“知行合一”。不管對這一觀點作多少唯心的闡釋，歸根到底是把形而上的道德原理同道德實踐整合了起來。他的生平活動以簡明透辟的講學與冷靜、現實的政治軍事實踐為特點，可以說是“知行合一”的人格化。理學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在王陽明身上達到了完成的境界。
然而也正是這個王陽明，給明代的道德精神帶來了致命的災難。他的著名的“四言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在他的弟子那裏得到了不同的解釋。按照所謂王學“右派”錢德洪的解釋，“四言教”的本意是去惡為善。而“左派”王畿的意思則以為心、意、知、物隻是一事，全無善惡。人們通常認為“右派”近於傳統理學而“左派”近於禪。實際上這兩派的差異起於王學自身的矛盾。王陽明把“心”抬到道德（理）之上，從邏輯上給了人以自我選擇的自由，而他的基本道德觀念和整個文化環境卻並未給人以自我選擇的條件和可能。這個矛盾影響於他的門人，形成不同學派並立的局麵，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和他的諸學派的影響而對明中期以後的思想界產生了巨大的震動和困擾。
王學中影響大的是“左派”王畿、王艮等人。他們的心學學說與道德實踐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傳統理學的色彩。王門多“狂人”，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這種反傳統傾向在王艮的後學李贄身上發展到了高峰。但如果仔細研究一下作為王門“狂人”代表、曾使“一境如狂”的這位驚世駭俗的思想家，會發現他與其說是傳統的叛逆者，不如說是處在內心與外部矛盾糾葛之中的真正意義的“狂人”。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曾這樣描述李贄思想與行為中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