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美趣味是文化精神的顯現。明代文人的審美趣味有兩個明顯的極端傾向：一是複古摹擬，一是獨抒性靈。後人對這兩種傾向多有軒輊，卻往往忽略了二者共同的文化背景。換言之，複古和性靈是同一個時代文化精神的不同側麵。明代文人審美思潮的整體特點與其說是不同傾向、派別的對立鬥爭，不如說是不同趣味的矛盾糾纏。
明代的複古運動以李夢陽“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號召拉開了序幕。從前後七子的複古主張，唐宋派對“八大家”的推崇，竟陵派對“古人真精神”的探求，直到明末陳子龍重揭七子的旗幟，麵向古代的文藝思潮與審美趣味若斷若連地延續了大半個明代。不過，我們隻要讀一讀前七子的兩位主要人物李夢陽和何景明二人相互就文藝問題答辯的書信便可看出，這股麵向古代的思潮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分歧。李夢陽被認為是刻意古範，獨守尺寸，效古最力而且最拘泥者。李夢陽之所以不遺餘力地鼓吹效法古人，後人以為是為了立門戶，爭文壇盟主地位。這當然不無道理。但從他對雄渾蒼勁風格的偏好來看，他是在提倡一種古典精神。他自己並不認為自己是在竊古意、盜古形，而是“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他認為古文之法可以用來表達他的思想感情。從他的創作來看，模擬痕跡太重的固然不少，而具有雄渾之氣的佳作也不罕見。他之所以相信可以照搬古法，前提是他相信自己具有用古典形式表達的精神和意象。他在同權臣抗爭時所表現出來的氣質與人格，可以說明他對秦漢散文、盛唐詩歌的向往正是基於自己內在的古典人格力量與精神。無論如何，他是個真正的複古主義者。
然而李夢陽的複古主張即使在同一文學流派中也很少被真正接受。後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貞是這樣理解李夢陽的：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然耳。記問即雜，下筆之際，自然與筆端攪擾，驅斥為難。若模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宛露，非斫輪手。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斤，細滌其腸，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班氏《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詠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神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台閣山林，絕跡大漠，豈不快哉！
看起來王世貞比李夢陽更注重尋求古典作品的精神而不是法則，他希望通過“熟讀涵詠”大量優秀古典作品而使自己從內在精神上受到熏陶浸染，從而進入古典的審美境界。李夢陽似乎並不這樣對待古典作品，他本人的精神氣質中仍帶著古典精神的痕跡，所以他認為古人的“尺寸”正適合於“以我之情，述今之事”的內容要求。而對王世貞等人來說，古典精神成了外於自己的東西，學習古典的主要意義在於感受從古典作品中表現出的已失落的古典藝術精神與審美意蘊，複古變成了賞古。
明代麵向古代的文藝思潮主流不是李夢陽式的複古，而是王世貞所代表的由學習而賞鑒古典藝術的潮流。這在文學、繪畫、書法等方麵都表現得很鮮明。明代盛行的古董收藏、買賣乃至贗品的蜂起，也從一般社會文化的角度提示出學古、賞古的風氣之廣。李夢陽以古法述今事，而古典精神尚存；王世貞求完整的古典精神，古典精神卻由此而凋萎了。如果說複古意味著對當代人精神境界的提升，那麼賞古則是在追求自娛。在七子之後興起的唐宋派是在向唐宋八大家的學習中尋求平易而富於人情的表現。再向前一步便產生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公安派等。在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中，古典藝術特有的古典趣味，即同現實的距離感，逐漸被消解，逐漸貼近時代文化，藝術對精神的淨化提升作用也就逐漸被“自娛”的需要所取代，審美趣味由古典之“雅”走向了時代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