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在《敘陳正甫會心集》中提出了自己的審美追求——趣。他以為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童子無知而有趣，山林之人不求趣而有趣，甚至“或為酒肉，或為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亦是一種趣。反過來說，聞見知識越多，入理越深，離趣就越遠。由典雅而轉向近平近俚近俳的文風，這是公安派倡導下形成的一種詩文創作傾向。而文人的趣味轉向市井的世俗趣味，則是更廣泛、更深遠的文化潮流。白話小說創作、民歌的搜集整理，乃至格調低下的笑話集的流行等等，都是文人趣味由“雅”入“俗”的表現。
然而問題還存在另一麵，明代（特別是中晚期）有許多有影響的文人在入俗的同時又在避俗，即對抗著社會現實與傳統的影響。袁宏道一方麵認為童子、山林之人，乃至愚不肖之人都可近“趣”，同時卻又說“世人所難得者唯趣……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把世俗之“趣”一筆抹倒。他用反古典的市井鄙俗趣味對抗世俗化了的傳統古典趣味，使得傳統的趣味等級——雅俗之別淆亂了。著名才子唐伯虎擅畫媚俗的院體畫乃至春宮畫，卻又在《秋風紈扇圖》的題詩中感喟：“請把世情詳細看，大都誰不逐炎涼？”顯然有憤世嫉俗之意。在這個時代的狂放文人眼裏，評價趣味高下的標準不是傳統的雅俗之分，而是“真”，實際是個人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恰恰需要通過對傳統造成的趣味共同性的反叛而產生。文人對市井鄙俗趣味的愛好一方麵是感官層次自娛的需要，一方麵是對傳統的反抗。從前一方麵來看，文人趣味走向庸俗化了；而從後一方麵來看，則是走向了自我中心的個性化。
明代文人編著的笑話集中內容多鄙俗。除了猥褻的笑料外，還有不少格調卑下的，如以放屁為笑料的笑話就有許多，可說是最卑下者。馮夢龍的《笑府》中有一則笑話，是說有一人的三女婿甚呆，丈人要他形容馬的快疾，他苦無所對，忽聽到丈母娘放了個響屁，隨即答道：“丈母放個屁，丈人騎馬到會稽。騎去又騎來，孔門猶未閉。”這則笑話當然是在嘲笑三女婿，他把不登大雅之堂的屁拿來當作吟哦的對象，可見其呆了。但這個問題的微妙之處在於，要欣賞這個笑話，同樣得把屁當作欣賞的對象。表麵上看是在嘲笑呆女婿，似乎嘲笑者應當高於被嘲笑者才是，但實際上笑話的作者與欣賞者同呆女婿處在同一個趣味層次。這樣一來，嘲笑變成了自嘲。這並非偶然。仔細推敲起來可以發現，明代狂狷文人的奇言詭行、嬉笑怒罵中，經常帶著一點自嘲甚至自棄的味道。明末文人張岱在《自題小像》中說：“功名耶落空，富貴耶如夢，忠臣耶怕痛，鋤頭耶怕重，著書二十年耶而竟堪複甕。之人耶有用莫用？”這一番話正揭示了在反傳統的放浪形骸生活趣味背後隱含著的自我否定意味。明代文人畢竟還是傳統“雅”文化的傳人。當他們否定了傳統的典雅趣味時，也就否定了自身。這不能不造成審美追求與趣味中的矛盾與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