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曾在一封信中提到，人生有五種“真樂”即快活不可不知：
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熏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直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
這裏所說的五種快活之中，前四種快活無論是感官方麵的還是精神方麵的，總歸是較易於理解和實行的。而第五種快活則同人們通常說的“快活”概念難以聯係起來。唐代傳奇《李娃傳》中敘述的浪子落魄的故事中那種敗家子形象正是袁宏道在這裏所描述的“真樂”者的形象。看來，袁宏道心目中的快活的確有與世相迕之意。
袁宏道提出這樣五種快活，並不僅僅是在有意驚世駭俗或故作達觀之語。明代許多狂狷文人的生活經曆很像袁宏道所說的五種快活經驗。如湯顯祖、徐渭乃至明末的金聖歎、張岱等人，都是一生狂放不羈，不治生產，落入貧窘境地而不知悔。直到清代的吳敬梓、曹雪芹等大文豪身上猶可看到此遺風。這些文人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不盡相同，陷入貧困的原因也非止一端。但他們對待財富、生活境遇的態度卻可看出明顯的相似之處。就每一個個人生活經驗而言，我們很難說他的落魄潦倒是自己主動尋求的“快活”。然而，“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曆代文人們對落魄的可能性並非一無所知。袁宏道的五種快活不僅是對文人命運舛乖的預知，而且帶著欣賞的態度，這卻是明代文人的特點。
知道會落入貧困卻有意甚至樂意承受，這是一種特殊的心態。我們在前麵已指出，明代文人的審美趣味特點是追求自娛。然而，他們在追求“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的自娛享受時，便已明明白白地知道這必然要導致“家資田地蕩盡”，落到“一身狼狽，朝不謀夕”的境地，卻仍然一意孤行，顯然這不是簡單的及時行樂的想法，在自娛的背後深藏著一種期待，有意無意地驅使著自己走入窮途末路，在困厄之中重新品嚐生活的滋味，重新確定自己的位置。
這是自虐的渴望。自娛和自虐是兩種悖反的心理需要，但又是可以統一的。“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聲色之娛追求到極端，隻能是無法滿足的痛苦。以中和、節製為理想的傳統生活方式被拋棄之後，人們不得不在欲求與失落這兩種痛苦的夾縫中掙紮。有人說中國文化是追求自然和諧的“樂感”文化，而西方則是以痛苦為人生本質的“罪感”文化。然而袁宏道的五種快活顯示出傳統人生理想的危機。明代的“狂人”們在追求個人享樂與幸福的同時領悟到了痛苦對於人生的意義。
金聖歎在評點《西廂記》時主張，《西廂記》的真正終結既不是“榮歸”也不是“驚夢”，而是“哭宴”一折。這種斷法可謂別出心裁。這樣一來，《西廂記》便由一部情愛喜劇變成了十足的感傷劇。用他在“哭宴”一折中的說法，《西廂記》是作者“無盡婆心，滴淚滴血”的創作，是為了從痛苦中揭示人生的真諦。而他在序文中又說，他之所以要批之、刻之，則是借此而“慟哭古人”，“夫我之慟哭古人，非慟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痛苦是作為審美觀照的對象，向人們啟示著超越的境界。可以說，明代狂狷文人的自虐心態，其最終指向正是這種超越——超越了傳統的人生趣味，也超越了感官層次的自娛追求，他們企圖從否定中領悟更新鮮、更有意味的人生。
§§第十一章：明清之際文藝思潮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