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覆滅是一個處於分化瓦解中的社會形態不可避免的結局。樸野的文化戰勝過度成熟的文化，這是曆史上文化演替中常見的佯謬現象。清朝政權的建立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曆史文化的演進過程中在這裏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洄漩。文藝思潮的發展在這個時期所出現的波折同樣突出，晚明文人歌哭無端、生氣勃勃的張揚個性的文藝思潮遭受了嚴重的挫折。
清兵入關並非偶然的軍事勝利的結果。事實上明代的政治早已江河日下，上有暴政而下有民變，內有黨爭而外有強虜，故爾清人未入關，明王朝的滅亡就已成定局。換句話說，明王朝滅亡的原因在其自身。這一點並非今人才有的見解，當時的有識之士便已認識到了。這種認識使明末文人於亡國之痛餘，開始深切地反思明朝滅亡的原因。顧炎武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明代的理學家們，說他們是：
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宗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他所抨擊的不僅是空談心性的道學，實際上包括了明中葉以後的新思潮。王夫之則對李贄、公安派等大加撻伐。把明亡的原因歸咎於新思潮的興起，顯然是不公正的。然而這些學者們的反思確乎悟到一點重要的東西：王陽明心學所引發出的新的文化思潮，確實對明代政治、文化秩序起著瓦解的作用。
梁啟超在談到晚明社會的政治、學術風氣時對當時黨爭的各方一概加以抨擊：
晚明政治和社會所以潰爛到那種程度，最大罪惡，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無恥的八股先生，巴結太監，魚肉人民。我們一點不能為他們饒恕。即使和他們反對的，也不過一群上流無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幾句“致知格物”的口頭禪做幌子；和別人鬧意見鬧個不休。最高等的如顏習齋所謂“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至矣極矣。當他們筆頭上口角上吵得烏煙瘴氣的時候，張獻忠、李自成已經把殺人刀磨得飛快，準備著把千千萬萬人砍頭破肚；滿洲人民已經把許多降將收了過去，準備著看風頭拾便宜貨入主中原。結果幾十年門戶黨派之爭，鬧到明亡了一起拉倒，這便是前一期學術界最後的一幕悲劇。
梁啟超這種一筆抹倒的偏激態度也正是明末清初許多進步思想家對明代學術與文藝思潮的基本評價。
從這種認識出發，清代思想界開始了對明代思想的全麵反撥。梁啟超認為清代的學術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和“排斥理論，提倡實踐”。明代的個性化思潮帶著自我中心的主觀化傾向，這是王陽明心學的衣缽。明末的殘酷現實粉碎了自我中心的幻象，文人轉向客觀實踐的“實學”。這種轉向的形式特征是複古：“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卷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有趣的是，作為思想家對立麵的清朝統治者，在思想、文化和製度方麵，也把眼光放在了古代，統治者與反對者似乎在複古思潮中趨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