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文藝思潮的轉折，從最深刻的意義上說，是這個時代人們心靈轉折的表現。轉向過去的精神原因是心靈同現實之間無法克服的衝突所致。因而我們在返古傾向的背後發現的是對現實的普遍的幻滅感。
朝作輕寒暮作陰，愁中不覺已春深。落花有淚因風雨，啼鳥無情自古今。故國江山徒夢寐，中華人物又銷沉。龍蛇四海歸無所，寒食年年傖客心。
——屈大均《翁山詩外·壬戌清明作》
這是一位抗清義士的悲鳴。抗清鬥爭最後的失敗使他終於絕望，遁入空門。詩中哀歎故國江山如夢，正是這種幻滅感的流露。
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餘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
——張岱《陶庵夢憶·自序》
這是一位紈絝子暮年之哀歎。個人身世的浮沉導致了他人生如夢的喟歎。然而他一己之私恰恰嵌入了一個巨大的時代變遷過程中，使他個人的身世具有了典型性，使他的“夢境”變成了一個逝去的時代的回光。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銷。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
——孔尚任《桃花扇·餘韻》
這是一位冷眼旁觀者看到的世界。荊棘銅駝之感使人對現實世界的價值乃至真實性都產生了懷疑，這是一種徹底的幻滅感。
從明末到清中葉，這種幻滅感浸漬在文藝創作中，而在《紅樓夢》裏達到了高峰：
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自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幸。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
幻滅之感是任何朝代更迭時期的前朝遺民都可能產生的情感；從個人來說，也是任何失意者都可能有的情感。然而像明清之際如此深廣的幻滅感，確是前所未聞的。這不可能是一時的挫折、失意而偶然激發的感情。細繹這股思潮的來龍去脈便可看出，這是晚明追求個性解放的文藝思潮在曆史的大洄漩中產生的激變。從徐渭、湯顯祖、李贄、袁宏道、鍾惺等人或狂或狷、或歌或哭的行為中可感到背後深藏著一股鬱勃之氣，一種同世俗的對抗衝突造成的心靈矛盾與痛苦：“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為章於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這些“狂人”們的文藝觀念與實踐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他們在自覺地同傳統、同世俗觀念與趣味進行著抗爭。他們的文藝活動顯示出鋒芒畢露、驚世駭俗的特點。他們把自己的精神個性通過變動不居的情緒流露顯現於文學作品中。而到了明末，天崩地裂的政治形勢壓倒了個性張揚的呼聲，個人痛苦的宣泄失去了意義和價值。對於受晚明個性解放思潮熏陶的文人來說，這必然意味著毀滅。
然而明末清初文藝思潮的轉變並不僅僅在於情感的現實內容，更重要的是，以這種幻滅感為契機，文藝開始轉向了更為深廣的的心靈表現。明遺民張岱從累世通顯、上擬公侯的奢華生活落到瓶粟屢罄、下同乞丐的淒涼境地，自稱從此悟果報循環之理，因而作《陶庵夢憶》，“持向佛前，一一懺悔。”然而遍覽全書，不見“懺悔”之意，隻有深深的戀懷之情轉化成的細致入微的感覺、回憶與想象。不難體會到文字背後的徹底幻滅之感，但這種情感不是被宣泄，而是被轉入創作活動，升華為空靈的、藝術化的意蘊。許多學者指出，入清以後，文藝創作出現了一股普遍的感傷主義思潮。這種感傷主義的實質就是幻滅之感的藝術表現。從《桃花扇》這樣一部正麵描寫明亡史實的戲劇來看，其中蘊涵的亡國哀思已不是直接宣泄，而是通過人物性格、命運的展示而變成了滲透全劇的感傷氛圍，作品中的情感通過藝術創作而同作者的生活感情間離，客體化了。這種感傷同湯顯祖的《牡丹亭》那種噴薄而出的主觀激情確乎不可同日而語。而在其他優秀作品如《長生殿》、《紅樓夢》、《儒林外史》中，更明顯地表現出情感的這種客體化、藝術化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