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桓公:態度決定高度(1 / 3)

齊桓公,名小白,前685年至前643年在齊國執政。當時齊國轄地約相當於今山東北部,算得上是一個大國。齊桓公的父親齊僖公執政時,已有“小伯”之稱,桓公上台後,任用大政治家管夷吾為相,尊之為仲父,放手地讓他進行內政的管理和改革,幾年後,齊國兵精糧足,實力強大,桓公於是實施“尊王攘夷”的戰略方針,國向北擴張的勢頭。在周室微弱無力的背景下,桓公曾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威名遠揚,成為春秋時代諸侯國的第一霸主。

齊桓公在位四十三年,他所以能在政治舞台上創造出顯赫的業績,有其重要的自身因素。

一炮打響“尊王攘夷”

東周以來,天下大亂,諸侯國間的兼並和各國內部的政變頻繁發生,這時,小國迫切需要有一種力量來保護自己,以免在兼並戰爭中被大國吃掉;大國也需要有一種力量以形成對內部政變勢力的威懾和製止;華夏諸國還同時需要一種強大力量來幫助自己抵禦夷狄戎蠻的剽悍武力,他們需要的這種力量是超越並高居於自身之上的,而數百年來掌握這種力量的周室已完全喪失了這種能力,因而完全放棄了自己平暴戡亂的責任。於是,時代在呼喚霸主。齊桓公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先行走上政治舞台。

各諸侯國及各層政治勢力對以周室為代表的舊的禮儀製度和社會秩序都具有一種矛盾的態度,他們有可能發展自己時就破壞這種製度和秩序,而他們受到威脅時就希望保持這種製度和秩序,從這方麵說來,新崛起的霸主比昔日的王室更切合他們的需要。齊桓公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首先動手,經營霸業。

治理一個動蕩的社會需要有兩個前提,一個是強力,另一個是指導思想。齊國經過管仲幾年的改革和經營,已基本具備了第一個前提,但無論是桓公本人還是管仲,都沒有提出全新的指導思想,這一是由於他們缺乏應有的氣魄、勇氣和知識能力;二是西周以來嚴密的禮儀製度和濃厚的禮儀觀念壓抑束縛了人們理論亂隻能加重社會的混亂。桓公既然沒有提出治理社會的指導思想,就必然要在這一問題的空白點上尋找填充物,他因而繼續打出了恢複傳統禮儀製度的旗號,並隨時準備對這一旗號做出自己的解釋。

治理社會具備了兩個前提,於是便引出了一個戰略策略的問題。齊桓公既然以恢複傳統禮儀為公開的指導思想,那他必須要在政治上借重於這種禮儀的代表者周王朝,於是提出了“尊王”的戰略方針,這一戰略方針的提出和實施,一是使齊桓公在紛亂的政治舞台上迅速表明了自己活動的指導思想和政治立場,從而表明了自己對各層政治勢力所要求的行為規範,二是使他在一係列的政治活動中極大地借重了周室的政治影響力,增大了自己政治行為的合法性。他在每次大的會盟和軍事行動前都奏請周王,在葵丘之會上堂而皇之地設下天王的虛位,在首止之會上不讓周世子鄭歃盟,以表示諸侯不敢與王儲相平等,對周王處處表現了極大的尊敬。然而,周王既是他尊敬的對象,更是他利用的對象。

他對周王的一切奏請和彙報隻是一種表麵的形式,他選擇政治活動的主動權一直由自己掌握。周惠王本欲傳位於次子帶,他窺察了惠王的這一心意後故意大會諸侯,擁戴世子鄭,惠王死後又派八國大夫連轂入周,壓迫王室立鄭,從而在王室扶植了自己的政治力量。齊桓公對周王的尊敬和利用原本是合而為一的。

居處黃河中下遊的中原諸國常常受到域外之國的襲掠,大家有共同的利益需要維護,齊桓公於是提出了“攘夷”的戰略方針,攘,即是打擊。齊國既然有了較強的軍事力量,那就需要顯現於列國,夷戎的侵擾正好提供了英雄的用武之處,齊桓公北征山戎(約在今河北省灤縣、遷安縣之間),兵定孤竹(今河北盧龍南),南抵蠻楚(時居長江中遊),盟師召陵(今河南郾城),維護了中原諸提出和實施,是立德的手段,又是立威的手段,通過這兩個合而為一的手段,他有效地團結了中原諸國,充當了他們的領袖,從而能縱橫捭闔,在曆史舞台上建功立業。

齊桓公的政績確實顯赫一時,未可磨滅,然而,春秋時代的社會動蕩是曆史發展的結果,大亂是由於舊的禮儀製度對於社會現狀的不相符合引起的,齊桓公既然沒有麵對現實,對治亂提出全新的指導思想,而隻是打出了維護傳統的禮儀製度及觀念的旗號,那就不可能徹底根治社會的動蕩,盡管他對傳統的思想有自己的發揮和修補,但其效果隻會限於對社會動蕩的暫時抑製,他甚至沒有預防得了動亂對自身的波及與危害。在他生命的終了,身邊的親隨將他封鎖宮中,不通消息,無人照料,最後慘死於病榻。身後五個兒子帶頭作亂,“朝中成敵國,路上絕行人”,而整個列國的動亂也愈演愈烈,這不能說與他治亂的這一缺陷無關。而這一問題是齊桓公的政治視力所不能企及的。

“德以柔中國”的攻心戰略

齊桓公的政治目標既然在稱霸,並因之要借重周室,因而他的一切具體活動就不以兼並諸國、取代周室為目的,他所要爭取為了立德於諸侯,齊桓公對周圍各國恩禮交加,厚往薄來。

燕國(轄地相當今河北北部和遼寧西端)受到山戎的侵掠,桓公率兵北征救燕,之後跋山涉水,平定孤竹,事後將北辟的五百裏土地送給燕國,燕君非常感激,在桓公歸國時送出燕界,猶戀戀不舍,不覺已入齊境五十餘裏。桓公說:“自古諸侯相送,不出境外。寡人不可無禮於燕君。”(第二十一回)於是將行至以北的五十裏地割讓給燕國,燕君苦苦相辭,無奈而受,於是在其地築城,命名為燕留,表示留桓公之德於燕地。北狄之兵攻破了邢國(今河北邢台),桓公率師趕走了狄兵,但邢城已被燒掠一空,桓公遂和邢君商定地點,命隨行各國準備築城工具,在夷儀(今山東聊城西南)幫助邢國重新建都,並從齊國運來各種生活急需品。同期衛國(今河南淇縣一帶)亦被北狄攻陷,衛懿公戰死疆場,大臣們退至漕邑(今河南滑縣舊縣城東),聚民數千人,創廬立舍,缺衣少食,非常淒慘。齊桓公派兵送衛文公回國嗣位,一並送有良馬、祭服,送牛、羊、豬、雞、狗各三百,又對衛文公的夫人另贈美帛及日用品。最後還留下甲士三千以助守漕邑。不久,齊桓公親至漕邑,見衛文公粗布為衣,寄居民舍,非常同情,於是號召幾個國家在楚丘(今河南滑縣東)為衛國築城建都,稱之為“封衛”。衛文公為了感謝桓公的再造之恩,特作《衛風·木瓜》之詩:“投我以木瓜兮,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兮,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兮,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第二十三回,又見《詩經·衛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