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在軍國大計的製定上明顯地帶有上述思維方式，他提出的尊王方針，首先是齊國得以號召諸侯、稱霸列國的手段，符合於現實的要求，同時又直接符合於名分的要求。伐楚時向楚提出不向周室納貢的罪名，首先是這種辭令符合爭取象征性勝利的現實要求，同時又符合尊重王室的名分要求。
管仲在政治上打著維護禮儀綱紀的旗號，因而在處事上顧及名分，然而他要在不斷更新的曆史舞台上創立前無古人的霸業，因而首先追逐的是現實的要求。顧其名，求其實，是他處事的特點，是他思維的特點。在他這裏，名分隻是用來為自己的求實行為作辯護的工具，因而他對名分的運用實質上含有自己的目的性和隨意性。
於細微處見精神
與求實的思維特點相聯係，管仲對人的看法不是從抽象的道德觀念出發，而是從人的實實在在的客觀本性出發，把人看成有情有欲的血肉之軀。這樣，他對特定人物的理解就更實際、更準確。
己相府也大建樓台，鮑叔牙認為管仲的這種做法是對桓公奢侈行為的縱容，因而對管仲當麵提出指責，管仲解釋說：“夫人主不惜勤勞，以成功業，亦圖一日之快意為樂耳。若以禮繩之，彼將苦而生怠。吾之所以為此，亦聊為吾君分謗也。”（第二十四回）管仲把齊桓公看成一個現實的人，認為他不僅有自己的事業追求；也必然會有自己的情欲要求，如果以禮儀來束縛桓公的快樂享受，必然會妨礙其事業進取心。管仲把生活快樂與事業成功聯係起來，是要以生活快樂作為人的事業進取的誘餌，以避免桓公的意誌怠惰。同時，管仲以自己的奢侈為君分謗，也意在稍稍向人們證明生活享樂的合理性和情欲表現的自然性。早先，齊桓公曾向管仲表白說，他是一個喜好女色的人，並不無歉意地問管仲，這是否會害及霸業，管仲明確地回答，這不會影響霸業。管仲把這一特點看成是人的內在情欲的自然表現，因而對桓公這方麵的行為從不幹涉和限製，有時甚而慫恿。
齊桓公身邊有三個侍臣，第一個叫豎刁，早年很得桓公歡心，因更想親近於內宮，於是自己作了宮刑進宮服侍桓公，桓公為此愈加憐愛寵信。第二個人物叫雍巫，字易牙，精於烹調之技，桓公有一次開玩笑說他未嚐過人肉的味道，易牙就殺掉自己三歲的長子，將肉炮製後獻給桓公，桓公為此而寵信易牙。第三個人物叫開方，原是衛國太子，因慕桓公之名，遂放棄太子地後萬勿親近上述三人。桓公問：“易牙烹其子，以適寡人之口，是愛寡人勝於愛子，尚可疑耶？”管仲回答：“人情莫愛於子，其子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又問：“豎刁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於愛身，尚可疑耶？”管仲回答：“人情莫重於身。其身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又問：“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於寡人，以寡人之愛幸之也。父母死不奔喪，是愛寡人勝於父母，無可疑矣。”管仲解釋說：“人情莫親於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於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棄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過於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亂國！”（第二十九回）看來，管仲與齊桓公對上述三人有著截然相反的看法，齊桓公認為這些人為了他而烹子、自殘或放棄國君地位，說明是極愛自己的。管仲則拋開了這些表麵現象，他對人物進行分析的立足點有兩條，其一是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其二是認為人的活動都有其目的性。既然人的活動都有自己的目的，那麼這些人烹子、自殘或棄國，必定有另外的所求；而既然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那麼這些人的另外所求必定在於為自身謀取更大的利益，因而，這些人必是野心家無疑。管仲的分析並未到此為止，他進一步認為，人的個體行為統一於他的個體本性。既然上述三人為了自己的所求能夠烹子、自殘或不顧父母，那就證明了他們個體本性的殘忍；而本性殘忍的人要謀取自身的極大利益，實質上是敢加害於任何人的。管仲因而提醒桓公，一定不要接近上述三人。管仲死後，齊桓公並沒有真正按管仲的囑咐去辦，桓公臨終時，這三人果然在朝中興風作浪，引發了齊國的大內亂。當桓公最終被易牙和豎刁等人封鎖於宮室，饑渴交迫、無人照應時，他想起了管仲的囑咐，長歎道：“仲父不亦聖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寡人不明，宜有今日。”（第三十二回）齊桓公最終承認了管仲對三人分析的正確性。
度。在齊桓公組織的一次諸侯會盟上，鄭文公派兒子子華代替自己參加，子華私下密告桓公；請齊國出麵除掉父親身邊的三個執政大夫，管仲見子華受命會盟，暗地裏卻背著父親另作打算，認為幹這種事的必是奸佞之徒，於是讓桓公拒絕子華之請，最後有意將此事泄露出去，借鄭國之刀殺掉了子華。
管仲從現實的立場看待人，他把人的情欲看成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現，他以人的客觀本性為前提去分析人的個性品格，這是他的求實精神在人的問題上的體現，是他現實主義處事原則的深化。
左右逢源的五項絕招
從求實的原則出發，管仲善於在處事上運用靈活的策略手段。大體有如下幾種：第一，示威懼鄰。鄰近齊國的鄣久不服齊，桓公欲派兵滅之，但鄣與齊乃同一先祖，滅之有礙大義，管仲建議說：“君可命王子成父率大軍巡視紀城，示以欲伐之狀，鄣必畏而來降。是無滅親之名，而有得地之實矣。”（第二十回）紀城是齊國在齊襄公執政時滅掉的紀國，桓公用管仲之謀，鄣君果然畏懼求降。齊國運用靈活的策略手段達到了製服鄣國的目的。管仲運用軟硬兼施、內外配合和先打後拉的手段製服魯莊公，也是靈活策略的一次運用。
第二種，小題大作。伐楚時，管仲原計劃以討蔡為名，將諸侯之兵集合於上蔡，準備打楚個措手不及，然而蔡國與齊國沒有直接的利害衝突，伐蔡師出無名。於是管仲提出，蔡國和齊桓公有私仇。原來，蔡穆公的妹妹早先曾嫁給齊桓公為第三夫人，桓公深恨之。管仲借這件事大作文章，其實是伐楚的一部分策略。
第三，泄謀借刀。鄭文公的兒子子華密謀借齊國之力消除父黨。管仲深惡其為人，拒絕了子華之請，然後又故意將子華對齊桓公講過的話泄露給鄭國人。子華一回到國中，鄭文公就宣布其為賣國逆子，將子華囚而殺之。管仲用泄密的手法借刀殺人，既對鄭文公表示了齊國的坦率忠誠，立信於諸侯，又防止了因子華嗣位而可能形成的齊鄭之隙。
第四，軟逼天子。有一次齊使入周，察覺到周惠王有廢掉世子鄭而傳位於次子帶的意圖，但惠王從未明言。為了維護世子鄭的地位，從而在王室培植親齊勢力，管仲為桓公定計軟逼周王。
於是齊桓公約眾諸侯聯名奏表於周王，聲稱“諸侯願見世子，請世子出會諸侯”，因為此事名正言順，難以推辭，周王隻得許諾，桓公便在首止（又名首戴，今河南睢縣東南）與眾諸侯迎請世子鄭，並故意做出留戀不舍、極力擁戴的表示，周惠王心不悅而口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