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軫（？——前627）字子載，早年與趙衰等人一同奔翟追隨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文公複國後受二等獎。楚軍北上中原伐宋元帥郤榖病逝後，他繼任元帥之職，在攻破曹國後，部署和指揮了城濮之戰，大敗楚軍，使晉軍一躍成為最大的軍事強國。晉文公死時，他是顧命大臣之一，晉襄公執政之始，他部署軍隊在崤山（今河南三門峽東南）擊敗秦軍，扼製了秦國的東向發展。不久在與翟軍作戰勝利後，他因故衝入敵陣受箭殉軍。
先軫在輔佐晉君的幾十年中，開始默默無聞，算不上重要的人物，文公複國後有了軍事活動，他立刻在軍事領域裏顯露了自己的才華，他以自己過人的軍事謀略連續指揮了伐楚和戰秦等戰役，奪取了一連串勝利，穩定地確定了晉國的霸主地位。無論從戰略實踐上看還是從戰術實踐上看，先軫都不愧是當時最傑出的軍事家之一。
尚武輕禮
處在春秋動亂之世，先軫目睹了禮儀製度的崩潰和武力的重要，尤其是親眼看到了宋襄公以仁義治兵的處處失敗，因而最先放棄了對仁義觀念的迷信，轉變為對武力和軍事的信仰。對國家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他都善於從軍事的角度做出考慮。文公複國不久，楚國北上伐宋，宋國派人向晉國求救。當年宋和楚都有私恩於晉國君臣，文公主意不定，大集群臣商議，先軫首先表示說：“方今惟楚強橫，而於君有私恩。今楚興兵伐宋，生事中原，此天授我以救災恤患之名也。取威定伯，在此舉矣。”（第三十九回）
先軫立足於取威定霸，主張武力戰楚，僅僅把救宋看作是為晉國博取美名的一種額外收獲，先軫的思想和主張把晉文公導向了揚武爭霸之路。
勢後，晉文公召集諸將問計，先軫搶先表示說：“本謀致楚，欲以挫之。且楚自伐齊圍宋，以至於今，其師老矣。必戰楚，勿失敵！”
（第四十回）而狐偃卻讓文公履行“退避三舍”的諾言，認為“主公向不失信於原人，乃失信於楚君乎？必避楚”。第二件事情是，晉文公在晚年欲再組織一次大規模會盟以鞏固霸業，召群臣商議行動方式，先軫表示說：“征會討貳，伯主之責。臣請厲兵秣馬，以待君命。”（第四十二回）狐偃卻表示說：“不然。伯主所以行乎諸侯者，莫不挾天子之威……”主張挾天子以命諸侯。狐偃從禮儀的角度考慮問題，先軫卻從軍事的角度考慮。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晉文公剛死後，晉襄公主喪繼位，秦國乘機越晉而伐鄭，先軫急忙去見晉襄公，主張“急擊之，不可失”。大臣欒枝反對說：“秦有大惠於先君，未報其德，而伐其師，如先君何？”先軫堅持勸襄公道：“一日縱敵，萬世貽殃。若不擊秦，何以自立？”認為“此正所以繼先君之誌也”。老臣趙衰又擔心襄公正在治喪期間，興兵攻敵，恐怕不符合居喪之禮。先軫認為，剪強敵以安社稷，這比遵禮之孝要大得多，並向襄公請命道：“諸卿若雲不可，臣請獨往！”（第四十五回）最終說服了襄公和諸位大臣，在一些政治行為的決策中，先軫能拋棄仁義觀念的束縛，直接從軍事的角度考慮問題，表現了他軍事家的思想特色。
在軍事戰略上，先軫始終把楚、秦作為主要的對手。他一參與軍事，就著力為伐楚作戰略上的準備，攻衛、破曹和後來的圍鄭、討許，實際上是剪楚之羽翼，為了配合對楚之戰，他還積極爭取了齊、秦兩國的支持。城濮勝楚後，楚的北進戰略暫被遏製，他又轉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對付秦國上，晉文公在城濮之戰不久準備約秦國一道伐鄭，先軫建議說：“鄭為中國咽喉，故齊桓欲伯天下，每爭鄭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爭之，不如獨用本國之兵。”
上看到了勝楚之後晉秦兩國的勢不兩立之勢。晉文公死後，他當即派人往秦國打探消息，提前掌握了秦軍過晉伐鄭的軍事情報，表明了他對秦國在戰略上的耐度提防。
先軫不僅注重軍事，有軍事戰略頭腦，而且精於料敵。與楚作戰時，晉軍退避三舍，止於城濮，楚將成得臣領楚追逼晉軍，至城濮後立即相度地勢，據險設營，諸將請命於先軫說：“楚若據險，攻之難拔，宜出兵爭之。”先軫對他們說：“夫據險以固守也，得臣遠來，誌在戰而不在守。雖據險，安所用之？”（第四十回）他料定楚兵據險無用，遂放棄了與楚兵對險要地勢的爭奪，以全力布置迎戰。他在說服晉襄公擊秦時，晉襄公問他：“元帥料秦兵何時當返？從何路行？”他屈指算了一下，回答說：“臣料秦兵，必不能克鄭。遠行無繼，勢不可久，總計往返之期，四月有餘，初夏必過澠池（今河南澠池西），澠池乃秦晉之界，其西有崤山兩座，自東崤至於西崤，相去三十五裏，此乃秦歸必由之路。”（第四十五回）由於他的正確預測，晉軍先期埋伏於崤山，擊敗了襲鄭而還的秦兵。
先軫拋棄仁義觀念，在實踐中著力於對軍事的重視和研究，這代表了春秋爭霸時期的一種進步潮流，保證了晉國取威定霸戰略方針的全麵實施。
軍事秘笈：抓住對手的“牽牛繩”
當時曹、衛投靠於楚，晉國在確定了戰楚的戰略方針後，先軫與先元帥郤榖商定，首先率兵攻伐曹衛，尋機與楚軍決戰，驅逐了衛君後，晉文公欲一並滅掉衛國，時先軫已任元帥，他建議說：衛雖無道，其君已出，廢置在我。不如移兵東伐曹，比及楚師救衛，勝戰略。
戰楚是先軫的既定方針，考慮到晉國力量有限，先軫戰楚的一步重要戰略是挑起兩個中立大國齊、秦與楚的矛盾，以便從軍事上孤立楚軍，壯大自己的力量。為實現這步戰略，先軫采取了兩項策略措施，其一是，當宋國被楚軍包圍甚緊、派人持重賂前來向晉軍求救時，先軫對晉文公獻計：“宋之賂我，可謂厚矣！受賂而救，君何義焉？不如辭之。使宋以賂晉之物，分賂齊秦，求二國向楚婉轉，乞其解圍。二國自謂力能得之於楚，必遣使至楚。楚若不從，則齊秦之隙成矣。”他讓宋國持重賂求齊秦勸解楚國，若楚不答應齊秦的居中調解，則造成了齊秦與楚的矛盾。然而，如果楚國答應了齊秦的調解，則齊秦得到了物質上和名譽上的雙重好處，而晉失去了聯齊秦戰楚國的機會，為了避免這一後果的出現，先軫又考慮了第二條策略措施，他對文公說：“曹衛，楚所愛也；宋，楚所嫉也。我已逐衛侯、執曹伯矣。二國土地，在我掌握，與宋連界。誠割取二國田土，以畀宋人，則楚之恨宋愈甚。齊秦雖請，其肯從乎？齊秦憐宋而怒楚，雖欲不與晉合，不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