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年生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是春秋末期影響頗大的政治人物。
孔丘屬殷湯王之後裔，西周前期的周公將殷商遺民封於商丘一帶，使建宋國。孔丘的上六世祖孔父嘉在東周初期任宋國大司馬，掌管軍事，在與鄭莊公的較量中兵敗，太宰華督乘機發動政變，殺害了孔父嘉，其幼子木金父被家臣抱往魯國避難，居於魯國，遂以父字為氏，後世為孔姓。孔丘的父親叔梁紇曾為陬邑大夫，在隨軍攻取偪陽城時，曾雙手托起即將塌下的千斤懸門，救了多人性命，被稱為“有力如虎”（第六十回）的勇將。他的先妻施氏生有九女，未生男孩，其妾生下名叫孟皮的兒子，因腳病成為殘廢。叔梁紇晚年與顏氏最小的女兒徵在結婚，夫妻倆求子心切，為此同禱尼山（山東曲阜東南）之神。兒子出生後，叔梁紇說：“此兒秉尼山之靈。”故起名為丘，字仲尼。孔丘三歲時，叔梁紇死去，家境“貧且賤”，他由母親一手養孔丘三十歲後與上層人物的往來增多，開始闡發他的政治思想。
孔丘的政治活動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五十五歲以前，他主要參與魯國政事，任過中都（今山東汶上西）宰、司空和大司寇，攝相事，實施他的政治主張；五十五歲至六十八歲，他率弟子周遊列國，宣傳和推行他的政治主張；六十八歲至七十三歲謝世，他主要在魯國整理《詩》《書》等古代文獻，刪修《春秋》。孔丘死後，他的弟子將其言論編纂成《論語》一書。
人所共知，孔丘的思想極為豐富，形成儒家學說，延續數千年。這裏僅對其政治行為作一簡要分析，以顯示其從政特色之一斑，對其他問題概不涉及。
博聞強識
夏商周三代積累的典籍在春秋後期已非常豐富，孔丘對這些典籍有廣泛的涉獵，以博學之名聞於當世。有一次，他在魯國季斯家中作客，家人向季斯報告說：“穿井得土缶，內有羊一隻，不知何物？”季斯想試試孔丘的學識，故意問他說：“或穿井於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丘回答說：“以某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季斯驚問其故，孔丘說：“某聞山之怪曰夔魍，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其為羊必矣。”
（第七十八回）楚昭王在受吳國闔閭、伍員之劫難後返國，行至大江，忽見水麵一物，其大如鬥，色澤正紅，使人撈起，遍問群臣，沒有人能認識，拔刀砍開，內有像瓜一樣的瓤，嚐了一下，異常甘甜，乃分賜身邊的人說：“此無名之果，可識之，以俟博物之士。”（第七十七回）後來聽說魯國孔丘非常博學，遂派人前來致禮相問，孔丘對使者講：“此名萍實，可剖而食也。”使者問此果是否可經常得到，孔丘回答說：“萍者，浮泛不根之物，乃結而成實，雖千百年不易得也。”（第七十八回）不久，齊國境內忽然飛來一隻大鳥，長約三尺，黑身白頸，獨足長喙，舞於田間，之後飛騰向北而去。魯國季斯聞有此鳥，遂問孔丘，孔丘回答說：“此鳥名曰‘商羊’，生於北海之濱，天降大雨，商羊起舞，所見之地，必有淫雨為災。齊魯接壤，不可不預為之備。”（第七十八回）季斯使當地百姓修堤蓋屋。
不到三天，果然天降大雨，汶水泛濫，魯國有備無患。這事傳到齊國，齊人對孔丘益加迷信，大家都呼他為“聖人”，孔丘的博學之名遂傳遍天下。
孔丘精通古典，知識淵博，確是同時代的其他人所不能企及的，後來在政治舞台上連連受挫後，他曾感歎說：“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見《史記·孔子世家》）於是轉而研究和整理古籍，這方麵他的發言權最大，因而成就也最高。
春秋時代，人們對許多怪異現象習慣於用迷信觀點去解釋，往往將其看成是上天為社會人事現象所安排的預兆，孔丘以古籍中的記載為依據，能將其給予較合理的解釋，排斥了天命迷信觀念，這一精神被貫穿於他的整個思想中，使得他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具有輕鬼神、重人事的特點。
孔丘精通古籍，熟知曆史，因而論證事情常以古事為鑒。他國提出墮三城的建議時論證說：“古者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第七十八回）孔丘注重人事，但他由於熟知古史而特別看重古代，這是此位博學者的知識結構所導致的一種思維習慣。他晚年筆削《春秋》，借對曆史典籍的整理來闡發和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這些特點和手法影響到後世的儒家學子，導致他們厚古薄今、缺乏思想創見的消極麵。
好古守禮
孔丘的政治實踐主要是在魯國，當時魯國的政治形勢特別複雜。名義上魯定公執政，但實際是季孫斯、孟孫無忌、叔孫州仇三位大夫掌權，這三家早年已“三分公室”，將國家軍隊和提供賦役的鄉邑瓜分占有，後來又按股“四分公室”，三家鼎立，各用家臣為政，魯定公徒有虛名。三家屬季孫斯勢力最強，然而季斯所用的家臣公山不狃與陽虎又逐漸竊奪了季氏之權，淩肆其主，季斯無可奈何。私分公室和陪臣專權的現象使魯國政局錯綜複雜，非常混亂。孔丘恰在這個時候因為治理中都有方，被推薦任魯國司空、司寇之職，參與政事。
孔丘帶著好古的眼光來認識社會，他認為，夏商周三代，特別是西周社會，具有完備的禮儀製度，規定了每層人應該遵守的行為規範，人人循禮而行，於是社會安定、上下相得，而春秋以來社會秩序紊亂，關鍵在於人們丟棄了禮儀製度，導致禮崩樂壞，以下犯上。孔丘由此認為，對社會進行治理和整頓的要害在於恢複周禮。他要人們“克己複禮”“非禮勿動”，要對人們“齊之以禮”（均見《論語》），實際上表達了他治理社會的方針。正是在這個意義他認為這是絕不能容忍的重大問題，盡管這不是一個直接的政治問題，但孔丘要維護整個禮製係統的神聖性，因而不能容忍對這一神聖係統的絲毫褻瀆。孔丘並且認為，對禮製的恢複應該由上層人物帶頭做起，季斯有次向他請教從政，他回答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均見《論語》）根據這些想法，他在參政後部署了恢複禮製、治理社會的實施方案，具體提出了“墮三城”的措施。
三位執政大夫各有自己的宗邑，季氏的宗邑是費城，公山不狃為宰；孟氏的宗邑是成，公斂陽為宰；叔氏的宗邑是郈，公若貌為宰。按照禮製規定，大夫的宗邑規模應限製在一定範圍內，絕不能等同於諸侯國的都城規模，但這三家大夫過去自己增築城垣，其規模與都城曲阜一般。後來公山不狃居費城欲叛季斯，季斯向孔丘問製服辦法，孔丘說：“欲製之，先明禮製。古者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故邑宰無所憑以為亂。子何不墮其城，撤其武備？上下相安，可以永久。”（第七十八回）季斯將孔丘的話轉告給其他二位大夫，他們都表示同意，後來，他們聯合公室，與叛臣爭戰取勝，先後將郈城和費城墮之三尺，恢複原初規模。孟孫無忌欲墮自己的宗邑成城，但成宰公斂陽借口防禦齊國而拒絕，這次墮城行動就這樣半途而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