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人們在社會的大動蕩中探索和嚐試新的政治形式，其中有失敗，也有成功，但延續中國數千年的政治體製之雛形形成於這個時期，並靠爭戰年代所顯示出的優勝性而被推向全國。其四，任何時代滅親、“伯樂相馬”、“上下其手”、“完璧歸趙”、“毛遂自薦”、“雞鳴狗盜”、“圍魏救趙”等等。發生於春秋戰國時代的許多生活行為被烙印在民族文化的深層，長久地影響民族的心靈和思維模式，這是不奇怪的，因為這是民族心理和人們的思維方式走向成熟並基本定型的時期。
中國的民族史、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都在春秋戰國時代奠其基，該時代在時勢呼喚下湧現出的一大批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改革家、謀略家，都以自己的努力影響了社會的進程，他們各有短長、輝光相映，構成了一派千秋不滅、群星燦爛的悠遠蒼穹。評點他們各自在天下變局中的成敗得失及其富有特征的文化人格，對於當代人了解中國的民族心理，把握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認清其中的優長和短缺，都是極有現實意義和文化警示意義的。
《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鑒》、《竹書紀年》等史籍以及《韓非子》、《呂氏春秋》、《說苑》、《新序》等子書都對春秋戰國的曆史事件有所記載和敘述，是認識該時代不可替代的資料，但它們都是從特定側麵，在對一個人物或若幹事件的記述中表達曆史，有些記述則過於簡單。對春秋戰國五百五十多年曆史試圖作全景式描述的是明代馮夢龍的《東周列國誌》，該書把見之於典籍的零散史料串聯和拚接起來，成功地編織了一個史料詳盡、次序縝密、前後照應的東周曆史大觀，雖然連綴過程中夾雜有一些文學家的想像，但作為一種“本質上的合理”演繹，作為曆史文化的衍生和積澱物，也不失其自身特定的文化價值。我以為，從曆史和文化的角度來考察，馮夢龍氏的該著作是中國最優秀的曆史文化小說之一。對一般讀者而言，係統了解春秋戰國的政治發展史，從《東周列國誌》開始是最好的方法；即使是在該領域從事某方麵研究的專家，亦可由此獲得對春秋戰國政治文化發展過程的係統性把握。
作的分析和反思。由於春秋與戰國兩個階段上的政治活動特征不同，拙作的取材形式不同、布局結構不同，因而隻能作為兩部論著。
但兩個階段在曆史過程和客觀時間上的銜接，以及本人取材對象和分析方式的一致性，又使兩部論著成為特征相近、不可分離的孿生姊妹篇。我鍾愛兩部拙作遠勝於早年對《三國演義》作分析的那本論著，尤其傾心於其中稍後出世的妹妹篇。分析楚漢逐鹿政治人物的論著是緊接其後的。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為兩書的增修提供了很好的條件，社科院副院長王經倫研究員給予了具體的指導。廣東省社科聯副主席、廣州市社科聯主席、研究員李明華博士審閱了兩書，並在百忙之中撥冗作序，將論著介紹和引薦給讀者。對單位、領導和朋友所給予的支持，本人在此表示誠摯感謝！陝西人民出版社的李向晨編輯與李向瑜編輯對論著的大小標題做了傾向於現實的改動，希望他們的辛勤工作能得到讀者的歡迎。我在對春秋戰國人物分析之後，又有對該時代典型文化現象的分析和對列國政治發展的論析兩本拙作，試圖由此構成對春秋戰國政治運動和文化特征更為翔實完滿的認識，希望能盡快麵世，也盼讀者朋友一並能給予批評指正。人類社會的發展沒有盡頭，對民族曆史和傳統文化的反思自然不會停頓終結。當代文化成果終將有被超越的一天，那將是民族文化更為長足的發展，對此我們滿懷信心並欣喜地期待著。
作者2005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