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春秋之世是政治領域中名實大分裂的社會，傳統的禮儀製度與社會現實經由了從比較相吻合到相互違離的過程。管仲在追求現實目標的同時充分照顧禮儀名分，這在名實背離幅度不大的背景下確具有相當的可行性，然而，社會現實的進一步發展、新興社會勢力的愈益壯大逐漸遠離了名分的要求。宋襄公創霸的失敗表明了仁義觀念的陳舊虛弱，孔丘從政的受挫從總體上表明了禮儀名分的背時。政治家們要治理混亂的社會，首先要等待思想家們說明社會，在人們被迫放棄了舊思想而新思想尚未誕生的“空檔”時期，思想家們在探索、在思考，思想大活躍的局麵在孕育醞釀中。
第六，上層貴族世代盤踞的公室政權在逐漸分裂，一種新興勢力在迅速崛起，取代公室掌權的傾向愈益明顯。社會的高層權政治舞台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占有的、可以藏汙納垢的場所，而是先進勢力促進曆史發展的契機，是他們智慧之光的爆發口。曆史的政治領域在吐故納新。
第七，創霸活動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各國間文化的懸殊狀態逐漸趨向平衡，其平衡的方向不是高低互補，而是向最高點靠近。
秦、吳、越先前文化狀態較低，他們均是靠外來人才扶持創霸的，人才的交流促進了文化的傳播，文化的傳播開闊了人們的眼界，為不同地域的國家提供了審時度勢和分析事物的新型參考坐標，形成一股促進社會進步的強大潛動力，這是任何物質的東西或顯動力所不能代替的。
考察春秋社會的演變及其發展趨勢，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社會的演進要經過一個艱難而長期的過程，要等待各方麵條件的漸變和成熟。第二，社會的發展趨勢及其變化規律往往通過反麵行為的失敗來展現自身。第三，社會的變化需要各集團的競爭，由競爭而導致的吐故納新，是社會機體自身生長的體現。第四，社會的發展總是要伴隨民族的融合和觀念的更新，二者與社會的發展互為條件。第五，異族文化的流入和吸收可能會在本土產生文化上的“雜交優勢”，形成更為優越的文化狀態，使自身具備更為良好的體質要素，如秦、吳、越所然。第六，把曆史可以看作一種文化狀態，看作政治行為的借鑒，如果思想上背上沉重的曆史包袱，以它來指導政治行為，必然束縛自己的思想，限製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放手作為，遺大害於國。宋、魯禮儀之邦，國勢未必為弱，但一直未能創建霸業，《左傳·宣公十四年》上甚至說“鄭昭（明）宋聾（愚）”，其中的教訓極為深刻。第七，在國家交往中，外交的原則、策略和辭令必須十分講究，這是政治鬥爭的重要方麵。隨著社會的發展，交往的廣泛，這一問題的意義愈益重要。
這一因素的促進。
社會在陣痛中發展，曆史在凱歌中演進。波瀾壯闊的爭霸之世又引出了一個烽火連綿、金戈鐵馬、強力爭雄的時代。戰國亂世繼春秋之終到來了！那是一個更為廣闊的曆史畫麵！
春秋戰國是中國曆史上一個特別的時期，以周室為根基的宗法血緣關係經過約三百年的延伸延續而漸次淡弱，在宗法關係上建立的政治統治已經虛弱無力；另一方麵，生產的進步、人口的繁衍、交往的擴大、信息的增多、各種社會因素的變動，又造成了地方政治集團的崛起，以及地方各政治勢力發展的不平衡，某些地方勢力要求重新劃分天下利益和政治權力，而虛弱的宗法政治統治卻無力消化、引導和控製這種要求權力劃分的能量，於是，以前771年犬戎鎬京之亂為契機，周室的政治統治以及傳統的社會秩序終於在地方政治勢力的衝擊中開始鬆弛並走向崩潰。各種政治因素從舊有的社會序列中掙脫出來，按照自身的內在要求，在相互衝突中又重新尋求新的組合。
這是一個曆經了五百多年陣痛和磨難，在痛苦、興奮和驚異中成長的民族發展曆程。
各種社會因素的衝突似乎呈現出無序的狀況，但其中發生著以下顯著的情況：其一，華夏與南蠻、東夷、西戎、北狄的界限一次性被打破，民族範圍由黃河中部漸次拓展到長江流域和錢塘江、珠江之地，華夏民族在衝突和融合中伸展成形。其二，傳統的天命理念被顛覆，人們以無畏的勇氣麵對現實、憧憬未來，許多以經邦濟世為主旨的學說紛紛出台麵世，對人們的思維模式、價值取向和社會發展都起到了導向作用。影響國人深遠的思想理論也大多產生於這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