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以“三家分晉”作為春秋與戰國分界的主要標誌，三家分晉前，智瑤集團起了重要的過渡作用，智瑤憑借自己的執政地位廢立國君，打擊和削弱了晉國公室的勢利，極大地提高了四卿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力。他向其他三家挑起了事端，最後被三家聯合攻滅，進一步壯大了韓、趙、魏的勢力，為三家分晉準備了充分的條件。趙無恤臨終前向世子吩咐說：“三卿滅智氏，地土寬饒，百姓悅服。宜乘此時，約韓魏三分晉國，各立廟社，傳之子孫。”（第八十五回）智瑤集團的覆滅對分晉事件的促成是非常明顯的。
智瑤狂妄自傲，目中無人，處在險要的政治地位上而從不顧及言行的政治性。缺乏政治鬥爭應有的權謀和策略，盡管以疵之多智和豫讓之忠直為輔佐，仍不免政治鬥爭中的失敗結局。智瑤集團的主要特點是：第一，這個集團一開始就處於晉國各派別中的優勢地位，形成政治鬥爭中的有利條件，然而，這種地位容易造成主要領導人對同僚居高臨下式的高傲作風和狂妄態度。容易造成對競爭者的低估和思想麻痹，因為他們沒有經曆開初創業時的痛苦，缺乏對弱小集團內在發展能量的切身感受。他們由強轉敗的可能性與自己的強大本身同時並存。第二，這個集團在構成上是以愚者領導智者，主要領導者的才能比謀士相差甚遠而又不能經常接受謀士的意見，這種狀況長期發展的結局有兩種，一種是由智者將愚者取而代之——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及其相應的觀念下是不大可能的；另一種結局是智者終於不能忍受愚者的智瑤集團處在強晉這一霸主之國，它的存在和變化為列國矚目，對當時天下政局必然有重大的影響，它在四卿爭鬥中的成功或失敗分別決定著代晉或分晉的不同結局，將直接影響後來的天下政治形勢，然而，無論是一家代晉還是三家分晉，都將是新興社會勢力崛起的政治變革，都不能改變社會走向新時代的總趨勢。
整個春秋之世曆時二百四十餘年，相繼出現了大國爭霸的政局，本來就不平靜的東周社會於是被掀起了層層波瀾。繼鄭莊公爭霸後，齊、宋、晉、秦、楚、吳、越幾個政治集團接踵崛起，各以自己的雄姿活躍於政治舞台上，演奏了一出出威武雄壯的曆史活劇。
總覽春秋政局，其發展演進呈現出以下一些基本趨勢：第一，人們對傳統的禮儀製度及其政治代表人周天子由尊奉而變為輕視。桀驁不馴的鄭莊公對周天子進行過抗逆，他因此喪失了相當的政治勢力而未能稱霸，齊桓公以尊王為旗號號召諸侯，循禮布德，表麵上保持了周天子崇高的政治地位，宋襄公以拘守仁義而聞名，晉文公、秦穆公循禮尊王的觀念已較淡漠，楚莊王曾問鼎周室，至少還承認周王的存在，吳、越創霸時，幾乎對周王不屑一顧。創霸集團對周王的態度取決於周室當時的政治地位及其禮儀製度的政治有用性，上述變化反映了周室地位的逐漸下降和禮儀製度的陳舊化，社會的發展已經拋棄了一個腐朽的階層，並且期待呼喚著新的思想和製度。
第二，種族界限和觀念經曆了巨大的變化。鄭莊公的活動範圍較小，齊桓公之世，所謂華夏民族大體上僅包括黃河中下遊的中原諸國，甚至不包括西秦南楚，齊霸提出的攘夷就是以楚為主要對象的，然而這些國家在後來相繼稱霸，甚至僻居東南隅的吳越也稱雄一時。列國政治活動中心的“外移”現象打破了原有的種族界限和地域隔閡，極大地拓展了華夏族的範圍，在一定程度春秋前期，有些非政治中心地帶的國家與鄰國確還存在“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這種狀況逐漸地得到了扭轉。在交往形式上，人們原來遵循禮儀的要求，按爵位以小事大，如各國對鄭莊公的遵從；幾次會盟中對宋國的謙讓都含有這種原因。隨著禮製觀念的淡漠，各國的交往按實力而定，霸主集團的崛起本身就是一種實力的顯示。春秋之世，大國對小國的役使逐漸變為強國對弱國的掠奪。
第四，按實力而進行的政治交往刺激起了各國的競爭，可以說，諸侯國間的大規模競爭起始於春秋之世。國家間的長期競爭篩選和顯示出了四個富有威力的法寶：一是製度的革新，二是人才的使用，三是對軍事的重視，四是外交上的靈活。於是改革家、政治家、縱橫外交家和軍事方麵的實踐家、理論家相繼湧現，他們的方案、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行為和思想滲透著智慧的光彩，將春秋之世的政治舞台裝點得絢麗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