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們所談的失敗者的援軍，隻是指單純增加的兵力，也就是說僅僅從自己後方來的援軍，因為這是一般常見的情況。但是，如果援軍從對方的翼側或背後上來，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屬於戰略範圍內的翼側攻擊和背後攻擊的效果，我們將在其他地方討論。我們在這裏討論的為恢複戰鬥而進行的翼側攻擊和背後攻擊主要屬於戰術範疇。
軍隊向敵人翼側和背後攻擊，可以大大提高攻擊的效果，但有時也可能削弱攻擊的效果。這個問題和其他任何問題一樣，都是由戰鬥的各種條件決定的，我們在這裏不去深入討論它。但下麵兩點對我們當前研究的問題是重要的。
第一，翼側攻擊和背後攻擊對勝負決定後的成果的影響，通常比對決定勝負本身的影響要大。在恢複戰鬥時，首先應該爭取的是勝利，而不是計較成果的大小。一支趕來恢複戰鬥的援軍，不同原來的軍隊會合而去攻擊敵人的翼側和背後，不如直接同它會合更為有利。在許多情況下確實是這樣，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在更多的情況下並不是這樣，因為在這裏下述第二點起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趕來恢複戰鬥的援軍一般都會帶來出敵不意的精神效果。
出敵不意地攻擊敵人的翼側和背後，效果總是很大的，因為正處於危機狀態中的敵人是分散和混亂的，很難擋住這種攻擊。在戰鬥初期，敵人的兵力是集中的，對翼側攻擊和背後攻擊總是有防備的，所以這種攻擊不會起多大作用，但是到了戰鬥的末尾，就完全不同了，這一點不是很清楚的嗎！
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一支援軍攻擊敵人翼側或背後，能產生更大的效果。在杠杆上同樣的力作用於力臂較長的一端時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支從正麵進攻不足以恢複戰鬥的軍隊，如果攻擊敵人翼側或背後，用這樣的力量就能把戰鬥恢複起來。精神力量在這裏起著主要作用，它的效果幾乎是無法估計的，因此大膽和冒險在這裏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難以確定能否挽回一個失利的戰鬥時，必須注意到上述這一切，必須考慮上述各種相互影響的力量的作用。如果戰鬥還不能認為已經結束，那麼，援軍所開始的新的戰鬥就會跟原來的戰鬥合而為一，取得共同的結果。原來的失利就從賬本中一筆勾銷了。如果戰鬥的勝負已定，情形就不同了，這時就產生兩個互相獨立的結果：如果援軍兵力有限，不能和敵軍相抗衡，那就很難指望新開始的戰鬥會獲得有利的結果。如果援軍相當強大，可以不考慮前一個戰鬥的結果就能進行下一個戰鬥，那麼它雖然能夠以勝利的結果來補償前一個戰鬥的失利，甚至還有更大的收獲，但決不能把前一個戰鬥的失利從賬本中勾銷。
在庫涅斯多夫會戰中，腓特烈大帝在第一次攻擊時占領了俄軍左翼陣地，繳獲了70門火炮，但在會戰終了時又都丟了，所以前一部分戰鬥的全部成果就從賬本中勾銷了，假使他適可而止，把會戰的後一部分推遲到第二天進行，那麼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戰鬥的收獲也可以抵消這個失利。
但是，如果在戰鬥還未結束時已經預先看到戰鬥的不利情況，並且把它扭轉了過來，那麼它的不利的結果不但可以從我們的賬本上一筆勾銷，而且還可以成為更大勝利的基礎。在戰鬥結束以前，各個部分戰鬥的一切結果都是暫時的，在總結果中不僅可能被抵消掉，甚至還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我方的軍隊被擊潰得越多，敵人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因而敵人的危機狀態也就越嚴重，我方生力軍的優勢也就越大。如果這時總的結果轉化為對我方有利，我們從敵人手中奪回了戰場和戰利品，那麼敵人在奪取戰場和戰利品時所耗費掉的一切力量都成為我們的純利，而我們以前的失敗卻成為走向勝利的階梯。這時，敵人的輝煌戰績就化為烏有，剩下的隻是對犧牲了的兵力的懊悔心情了。勝利的魅力和失敗的懲罰就是這樣變幻莫測。因此，如果我們占有決定性的優勢，能夠以更大的勝利來抵消敵人所取得的勝利並報複他們，那麼，最好是在這次戰鬥（如果它是相當重要的話）尚未結束以前就扭轉不利的局勢，而不是發動第二次戰鬥。
1760年勞東將軍在裏格尼茨進行戰鬥時，道恩元帥曾企圖援助他。但是當勞東戰鬥失敗時，道恩雖然有足夠的兵力，卻沒有設法在第二天進攻腓特烈大帝。由此可見，在會戰以前進行浴血的前衛戰，隻能看做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萬不得已，那就應該盡量避免。
我們還要研究一下另一個問題。
如果一次結束了的戰鬥是一件完結了的事情，那麼它就不能成為進行一次新的戰鬥的理由。決定進行一次新的戰鬥，必然是以其他情況為根據的。但是，這個結論同我們必須考慮的一種精神力量是相互抵觸的，這就是複仇心。上自最高統帥，下至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缺乏這種感情，再沒有什麼比複仇心更能激起軍隊的鬥誌了。不過，前提是，被擊潰的隻是整個軍隊中不太大的一部分。否則，複仇心就會由於整個軍隊感到自己無能為力而消失了。
因此，為了立即挽回損失，特別是在其他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發動第二次戰鬥時，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第二次戰鬥必然是進攻。
在大量次要的戰鬥中，可以找到很多這種複仇的例子。但是，大規模的會戰通常都是由許多其他原因決定的，而很少是由這種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呂歇爾在他的兩個軍在蒙米賴被擊敗以後三天，在1814年2月14日率領第三個軍走上了同一個戰場，毫無疑問，這是複仇心驅使他這樣做的。如果他知道可能與拿破侖本人相遇，那他當然暫時不去複仇。但他當時是希望找馬爾蒙報仇，結果他那種高貴的複仇心不但沒有帶來什麼好處，反而帶來了失敗。
負有共同作戰任務的幾個部隊之間的距離，取決於戰鬥的持續時間和決定勝負的時刻。這種配置隻要是為了進行同一個戰鬥，那就是戰術部署。但是，隻有當它們距離很近，不可能進行兩個獨立的戰鬥，也就是說它們所占的空間在戰略上可以看做是一個點的時候，這種配置才能看做是戰術部署。然而，在戰爭中常常可以看到，甚至負有共同作戰任務的部隊之間，也不得不保持相當的距離，盡管它們的主要意圖是共同進行一個戰鬥，但也不排除分別作戰的可能。因此，這種配置是戰略部署。
屬於這一類部署的有：分成幾個部分和縱隊的行軍，派出前衛部隊和側翼部隊，調遣預備隊，支援多個戰略點，集中分散宿營的軍隊，等等。這類戰略部署是不斷出現的，它們在戰略上好比是輔幣，而主力會戰以及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一切則是金幣和銀幣。
第八章 戰鬥是否須經雙方同意
“不經雙方同意，戰鬥是不會發生的”，搏鬥就是完全建立在這個思想上的。一些曆史著作家，正是根據這一思想，提出了一係列妙論，得出了許多模糊的和錯誤的觀念。這些著作家在論述中總離不開這樣一種提法：一個統帥向另一個統帥挑了戰，而後者卻未應戰。
但是，戰鬥是一種起了極大變化的搏鬥，構成戰鬥的基礎的不僅有雙方對鬥爭的欲望（即雙方同意戰鬥），而且還有同戰鬥聯係在一起的目的。這些目的永遠從屬於更大的整體，即使把整個戰爭看做是一個鬥爭時，它的政治目的和條件也是從屬於更大的整體的。因此，要求戰勝對方的這一欲望本身處於完全從屬的地位，它不能獨立存在，它隻是更高的意誌賴以活動的神經。
“白白地向敵人挑戰”這句話，在古代民族中間，以及在常備軍出現的初期，比起現代來還有一些意義。古代各民族是在沒有任何障礙的開闊的戰場上進行戰鬥的，這是一切部署的根據，因此當時的全部軍事藝術都表現在軍隊的部署和編組上，也就是表現在戰鬥隊形上。那時，軍隊通常都駐紮在營寨裏，因此營寨中的陣地被看做是難以侵犯的，隻有當敵人離開營寨，像進入比武場一樣，來到開闊的地方，才可能進行會戰。
如果有人說，漢尼拔白白地向法比烏斯挑了戰，那麼，對法比烏斯來說，這句話無非是表明這一會戰不在他的計劃之內，這句話本身不能證明漢尼拔在物質方麵或精神方麵占有優勢；但是對漢尼拔來說，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因為它表明漢尼拔是真正希望進行會戰的。
常備軍出現初期進行的大規模戰鬥和會戰的情況與古代戰爭相似。一支龐大的軍隊必須編成戰鬥隊形才能投入戰鬥，才能在戰鬥中指揮它。這樣的軍隊是一個龐大的、笨拙的整體，總是要在平原地上才能作戰，在複雜隱蔽的地帶、或者在山地裏，就既不適於進攻也不適於防禦了。因此，防禦者從這裏找到了一種避免會戰的手段。這樣的情況雖然逐漸減少，但卻一直保持到第一次西裏西亞戰爭。到了七年戰爭時期，才開始在難以通行的地形上進攻，而且逐漸普遍起來。到了現代，對那些想利用地形的人來說，地形雖然還可以增強其力量，但已經不再像魔法那樣可以束縛戰爭的自然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