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場上不可能出現別的方式的決戰。根據我們所確定的戰爭的觀點，得出這個結論是必然的。因為，即使敵人軍隊僅僅是因為缺乏糧食而退卻的，這也是我們的武力限製了他們才造成的結果。假如我們的軍隊根本不存在，敵人軍隊肯定會設法解決糧食問題。
因此，即使敵人在進攻路程的終點已經被進攻中的種種困難弄得疲憊不堪，由於兵力分散、饑餓和疾病而受到了削弱和消耗，能促使他退卻並放棄已得到的一切的，也永遠隻能是對我們武力的畏懼。當然這樣的決戰同在戰區邊沿進行的決戰有很大區別。
在戰區邊沿進行的決戰中，隻有以我們的武力對付敵人的武力，隻有用我們的武力製服或者摧毀敵人的武力。但在進攻路程的終點，敵人的軍隊由於勞累消耗了一半，我們的武力在這時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們的軍隊雖然是決定勝負的最終因素，但卻不再是惟一的因素了。敵人的軍隊在前進中的損失為決定勝負做了準備，這種損失可以達到如此程度，以致僅僅是我們有反攻的可能性就可以促使敵人退卻，也就是說就可以引起劇變。在這種場合，決定勝負的真正的原因隻能是敵人在前進中的勞累。當然，防禦者的武力不起作用的場合是沒有的。但是在實際分析問題時，重要的是區別兩個因素中哪一個起主要作用。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可以說，在防禦中根據進攻者是被防禦者的利劍所消滅，還是由於自己的勞累而潰敗，存在著兩種決定勝負的方式，也就是說，有兩種反應方式。
不言而喻，第一種決定勝負的方式主要用於前三種防禦場合，第二種決定勝負的方式主要用於第四種防禦場合。而且，後者主要出現在向本國腹地作深遠的退卻中，同時，正因為通過這種方式能夠決定勝負，人們才願意進行這種犧牲重大的退卻。
這樣，我們就了解了兩種不同的抵抗原則。在戰史中有一些戰例可以十分清楚地把這兩個原則區別開，就像在實際生活中的基本概念那樣清楚。1745年，當腓特烈大帝在霍恩弗裏德堡進攻奧地利軍隊時，奧軍正好想從西裏西亞山區下來，這時奧軍的兵力既沒有由於分散，也不可能由於勞累而受到顯著的削弱。與上麵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戰例是：威靈頓在托裏斯？弗德拉斯的築壘陣地上，一直等待到馬森納的軍隊由於饑寒交迫而不得不自行退卻。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削弱進攻者的並不是防禦者的武力。在另一些戰例中，這兩種抵抗原則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但其中肯定有一種原則是主要的。1812年的情況便是如此。在這一著名戰局中盡管發生了那麼多的流血戰鬥（如果在其他場合，發生這麼多流血戰鬥也許就可以說是徹底用武力決定勝負了），仍然沒有一個戰例比這個戰例更能清楚地說明，進攻者是怎樣由於自己的勞累而遭到覆滅的。30萬人編成的法國中央兵團到達莫斯科時隻剩下9萬人左右，而派遣出去的卻不過1.3萬人左右，因而，法軍總共損失了19.7萬人，其中戰鬥減員肯定不超過1/3.
在所有以所謂拖延致勝著稱的戰局中，例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94進行的那些戰局中，主要是指望敵人被自己的勞累所拖垮。
總之，這一抵抗原則在很多戰局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是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隻有拋開曆史著作家們杜撰的原因，深入地研究事件本身，才能找到這個決定許多勝負的真正原因。
說到這裏，我們認為已經充分闡明了防禦的一些基本觀念，清楚地指出了各種防禦方式和這些防禦方式中的兩種主要的抵抗原則，並且說明了等待這個因素是如何貫穿於整個防禦概念之中，是如何同積極行動密切結合的，積極的行動遲早是要出現的，而當它出現時，等待的利益就不存在了。
我們認為，至此我們已經從總的方麵分析並研究了防禦的問題。當然，防禦中還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問題，即要塞、營壘、山地防禦、江河防禦和翼側活動等的實質和作用等問題，它們可以構成專門的章節，也就是說可以成為獨立的思想體係的中心，它們也是我們必須探討的，我們準備在以下各章加以論述。但是，我們認為所有這些問題並沒有超出上述一係列觀念的範圍，隻不過是這些觀念在具體地方和具體情況中的進一步運用而已。上述一係列觀念是我們從防禦的概念和防禦同進攻的關係中得出來的，我們把這些簡單的觀念同實際聯係起來，就指出了怎樣才能從實際中再回到那些簡單的觀念上來，也就是說，能夠找到可靠的根據，以免在討論問題時求助於那些本身毫無根據的論據。
然而，由於戰鬥的組合複雜多樣，尤其是在流血戰鬥實際上並沒有發生，而隻是有可能發生就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武力抵抗在形式和特點上都有很大的變化，因而很容易使人們認為，這裏一定還有另外一種發揮作用的因素。簡單會戰中的流血抵抗同根本不至於發展到流血戰鬥的戰略計謀所產生的效果是有很大差別的，因而人們必然推想還存在著一種新的力量，就像天文學家根據火星和木星之間的廣大空間而推論出還有其他行星存在一樣。
如果進攻者發現防禦者據守著一個堅固的陣地就認為這是無法攻下的，如果他發現防禦者有一條大河作掩護就認為自己不能渡涉，甚至擔心在繼續前進中自己的給養得不到保障，那麼，能產生這些效果的始終隻有防禦者的武力。進攻者之所以被迫停止行動，是由於他害怕在主要戰鬥中或者在一些特別重要的地點上被防禦者的武力擊敗，隻不過他根本不願意或者至少不能夠坦白地說出這一點罷了。
即使人們同意我們的意見，承認在未經流血戰鬥而決定勝負的場合，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那些沒有真正進行而隻是作了部署的戰鬥，他們仍然會認為，在這種場合，應該被看做有效因素的是這些戰鬥的戰略部署，而並非戰術上的勝負。而且當他們談到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防禦手段時，他們所指的隻是戰略部署的突出作用。我們承認這種說法，但是，這正是我們想要討論的問題。我們的意思是：如果說一切戰略必須以戰鬥中的戰術成果為基礎，那麼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即進攻者一定會針對這個基礎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力求使自己在贏得戰術成果方麵占有優勢，以便隨後徹底粉碎防禦者的戰略部署，這始終是防禦者所擔心的。因此，決不能把戰略部署看做是某種獨立的東西，隻有當人們有足夠的根據確保取得戰術成果時，戰略部署才能發揮作用。為了簡單地說明這一點，我們在這裏隻想提一下，像拿破侖這樣的統帥能不顧一切地衝破敵人的全部戰略部署而尋求戰鬥，是因為他對戰鬥的結局從不懷疑。因此，隻要對方在戰略上還沒有傾其全力以優勢兵力壓倒拿破侖，而去玩弄比較精巧的（無力的）計謀，戰略部署就會像蜘蛛網似的被撕破。然而，像道恩這樣的統帥，卻容易被戰略部署所阻止。因此，企圖以七年戰爭中普魯士軍隊對付道恩及其軍隊的辦法來對付拿破侖和他的軍隊是愚蠢的。為什麼呢？因為拿破侖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切都取決於戰術成果，並且確信能夠取得戰術成果，而道恩卻不是如此。因此，我們認為應該指出：任何戰略部署都隻能以戰術成果為基礎，通過流血的途徑還是不流血的途徑來解決問題，戰術成果都是決定勝負的真正的根本原因。隻有對勝負決定已不必擔心時（不論這是由於敵人的特點或敵人的情況，還是由於雙方軍隊的精神的和物質的均勢，甚至是由於我軍占有優勢的緣故），才可以指望從戰略部署本身得到利益。
從全部戰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很多戰局中進攻者沒有進行流血決戰就放棄了進攻，因而，可以說戰略部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可能使人認為，這些戰略部署至少本身擁有巨大的力量，而且當進攻者在戰術成果方麵不占有顯著的決定性的優勢時，戰略部署大多就可以單獨解決問題。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回答說，上麵所談的現象，即使其原因存在於戰場上，也就是說它更多地屬於戰爭本身的現象，這一觀點也是錯誤的；許多進攻所以沒有發揮作用，其原因在於戰爭的較高的關係，即存在於戰爭的政治關係中。
產生並形成戰爭基礎的總的關係也決定著戰爭的特點，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以後研究戰爭計劃時還要詳細闡述。這些總的關係使大多數戰爭變成半真半假的戰爭，而原來的敵對感情由於必須通過各種衝突關係，最後變得極其微弱，這一點在采取積極行動的一方（即進攻的）當然表現得更為明顯，更為突出。因此，隻要稍加壓力，軟弱無力的進攻就會停止下來，這自然是不足為奇的。對付一個脆弱的、為重重顧慮所削弱了的、幾乎已不存在的進攻決心，往往隻要做出抵抗的樣子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