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般說來，首要的問題是統帥能夠預先斷定敵人是否企圖采取較大的、較堅決的措施，他有無力量利用這種措施戰勝我們。隻要敵人有一點這樣做的可能性，我們就必須放棄隻能避免微小不利局麵的小措施，就隻好自願做出犧牲以改變自己的態度，準備迎接較大的決戰。換句話說，統帥首先應該做到的是正確地估計情況，並根據這個估計采取行動。
為了通過實際生活中的例子更明確地說明這些觀念，我們想概略地討論一些在我們看來是根據對情況的不正確估計而采取行動的實例，在這些例子中一方的統帥是按照敵人不會堅決行動的情況采取措施的。我們先從1757年戰局的開始談起，從當時奧地利軍隊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出，他們沒有估計到腓特烈大帝會如此堅決地發動進攻。當卡爾？亞曆山大已經陷入到必須率領軍隊投降的險境時，科洛米尼的一個軍卻還停留在西裏西亞邊境。這就表明，他們完全錯誤地估計了形勢。
1758年，法國不僅完全被策芬修道院協定112所迷惑（這個事實不屬於我們討論的範圍），而且兩個月後又錯誤地判斷了敵人可能采取的行動，結果喪失了威悉河和萊茵河之間的全部土地。關於腓特烈大帝1759年在馬克森，以及1760年在蘭德斯胡特，由於不相信敵人會采取那樣堅決的措施而對敵情完全判斷錯誤的事實，我們已經談過了。
在估計敵情方麵曆史上恐怕很難找到比1792年所犯的錯誤更嚴重的了。人們原來認為依靠少量的援軍就可以結束一場內戰，結果卻受到政治熱情發生根本變化的法國人民的巨大壓力。我們所以把這個錯誤稱為嚴重的錯誤，是因為這個錯誤後來導致了嚴重的後果，而不是因為當時錯誤很容易被避免。至於軍事上，那就不得不承認，以後幾年連遭失敗的主要原因正在於1794年的戰局。在這次戰局中，聯軍完全沒有認識到敵人進攻的強烈程度，因而運用了擴大陣地正麵和進行戰略機動這些小手段，而從普奧兩國政治上的不一致和放棄比利時和荷蘭的愚蠢做法上也可以看到，各國政府很少估計到進攻的勢頭如此凶猛，威力如此巨大。1796年，在蒙特諾特、洛迪和其他地方進行的各次抵抗也足以證明，奧軍在如何對付拿破侖這個人的問題上所知甚少。
1800年，梅拉斯將軍遭到慘敗，這並不是法軍突然襲擊的直接結果，而是因為他錯誤估計了這一襲擊可能產生的後果。
1805年，作為徒具科學形式、但力量極為薄弱的戰略紐帶的最後一環，烏爾姆可以阻擋住道恩或拉西那樣的統帥，但不能阻擋拿破侖這個革命皇帝。
1806年，普魯士所處的猶豫不決和混亂不堪的狀態是由於當時兩種認識交錯混雜的結果，一些人支持那些陳腐、狹隘、毫無用處的觀點和措施，而另一些人則讚同在當時具有重大意義的明確認識和正確感覺。假如普魯士對自己的處境有清楚的認識和充分的估價，那麼它怎麼會把3萬人留在普魯士國內而準備在威斯特伐倫另開一個戰區呢？怎麼會斷定靠呂歇爾軍和魏瑪軍進行的小規模攻擊就能取得某種成果呢？又怎麼會在會議的最後時刻還討論倉庫的危險和某些地區的損失等問題呢？
即使是規模最大的1812年戰局，在開始時也出現過由於對敵情的錯誤判斷而采取不正確的行動的情況。在維爾那的大本營裏有一批有名望的人物，他們堅持要在邊境附近舉行會戰，其目的是要使敵人在進入俄國領土之前受到懲罰。這些人很清楚，這次會戰可能失敗，或者說一定要失敗，他們在當時雖然不知道前來進攻8萬俄軍的是30萬法軍，但知道敵人在兵力上一定擁有巨大的優勢。他們的主要錯誤是對這一會戰的意義估計不當。他們認為，即使這一會戰失敗，這也不過同其他敗仗一樣，僅僅是一次敗仗而已。其實，人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斷定，在邊境附近進行的這一主要決戰如果遭到失敗，是會帶來一係列其他後果的。甚至連利用德裏薩營壘這一措施，其根據的也是對敵情完全錯誤的判斷。假使俄軍想固守這個營壘，就會四麵遭到攻擊而完全陷於孤立，法軍就有辦法迫使俄軍放下武器。這個營壘的構築者並沒有考慮到要對付力量這樣強大和意圖這樣堅決的敵人。
然而，甚至連拿破侖有時也會做出錯誤的估計。1813年停戰以後，他以為派幾個軍就可以阻擋住布呂歇爾和瑞典王儲所率聯軍的非主力部分，他認為自己的這幾個軍雖然不足以進行真正的抵抗，但是卻可以促使對方像在過去的戰爭中常見的那樣謹慎小心而不敢貿然行動。他沒有充分估計到，刻骨的仇恨和逼近的危險在布呂歇爾和標洛身上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拿破侖對於老布呂歇爾的敢作敢為精神總是估計不足，在萊比錫，正是布呂歇爾從拿破侖手中奪走了勝利，在郎城，拿破侖所以沒有被布呂歇爾徹底擊潰，隻是因為出現了完全在拿破侖估計之外的意外情況。在滑鐵盧，由於這個估計不足的錯誤，拿破侖終於像受到致命的雷擊一樣受到了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