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我們談的是戰略機動的一般特性。現在，我們還要談談戰略機動對作戰的一種特殊影響，這裏指的是，它常常使軍隊離開主要道路和城鎮，開往遙遠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當臨時發生和很快就消失的微小利益成為行動的動機時，國家的總的方針對作戰的影響就會減弱。因此我們看到，軍隊往往開到按戰爭的重大而直接的需要來講決不應該開去的地方，因而戰爭過程中個別情況在這裏的改變和變化比在大規模決戰的戰爭中要大得多。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七年戰爭中的最後五次戰局。盡管當時總的形勢沒有變化，但是每一次戰局都有所不同，仔細觀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在這幾次戰局中，雖然聯軍的進攻意圖比過去戰爭中的大多數戰局都強烈得多，但是同一個措施並沒有被重複采用過。
我們在不求大規模決戰的戰區防禦這一章中，指出了軍事行動的幾種手段，以及這些手段的內在聯係、條件和特性，關於它們的具體措施，我們在前麵已經較詳細地談過了。現在的問題是，從這些不同的手段中能不能提出概括整體的原則、規則和方法？我們的回答是，如果我們從曆史上來看，那麼從一些變化無常的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這些東西的，對多種多樣、變化多端的整體來說，除依靠經驗之外，我們認為幾乎不存在其他任何理論法則。追求大規模決戰的戰爭不僅簡單得多，而且也更合乎自然，這種戰爭更不受內在矛盾的約束，它更客觀，更受內在必然性規律的支配，因此人們可以合理地確定它的形式和法則。而對不求決戰的戰爭來說，要做到這一點卻困難得多。甚至如果將在我們這個時代才形成的大規模作戰理論中的兩個基本原則，即標洛的基地寬度和約米尼的內線配置用到戰區防禦上，經驗也會告訴我們它們在任何地方都是行不通的，也是沒有用處的。但是作為單純的形式，這兩個基本原則在這裏應該是最有用的，因為行動的時間越長，空間越大，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必然越比影響結果的其他因素占優勢。但是我們看到，它們隻不過是事物的個別方麵，它們不可能帶來決定性的利益。很明顯，所用手段和當時條件的特點能夠打破一般的原則。如果說道恩元帥的特點是善於拓寬正麵配置及慎重地選擇陣地，那麼腓特烈大帝的特點則是經常集中主力，緊緊接近敵人，以便見機行事。這兩個人的特點不僅產生於他們軍隊的素質，而且也產生於他們所具備的條件。一個國王比一個要對上麵負責的統帥更容易見機行事。在這裏我們還要再一次強調，批判者不能認為，可能出現的各種不同的風格和方法有高低之分，也不能認為它們之間有從屬關係。這些不同的風格和方法都是平等的，要判斷它們的使用價值隻能根據具體的情況。
我們並不打算在這裏把軍隊、國家和各種情況的特點可能導致產生的不同風格和方法全部列舉出來。關於它們的影響，我們在前麵已經一般性地介紹過了。
因此，我們承認在本章中無法提出原則、規則和方法來，因為曆史沒有給我們提供這些東西，在每一個具體場合，我們幾乎都碰到一些特殊的現象，這些現象往往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從這一方麵來研究曆史卻很有益處。在沒有體係和沒有真理機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隻有依靠熟練的判斷和從長期經驗中得來的敏銳感覺才能認識這一真理，曆史在這一方麵雖然沒有提出任何公式，但是，像在其他場合一樣，卻給判斷提供了檢驗的機會。
我們隻想提出一條概括整體的原則，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想再重複和明確一下我們在這裏論述的所有問題的基本前提，並使它具有真正的原則的形式。
這裏所舉出的一切手段隻有相對的意義。隻是在雙方都軟弱無力的情況下才能應用它們。如果超出這個範圍之外，就有另一個較高的法則起支配作用，那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現象世界。統帥決不可忘記這一點，決不可懷著自以為是的信念而把局限於某一領域內的東西看成是絕對的。統帥決不可把他在這裏所使用的手段看做是必然的、惟一的手段，不要擔心這些手段的適用性卻還去使用它們。
從我們目前的立足點出發，似乎不可能產生上述那種錯誤。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卻不是這樣，因為在那裏事物之間的界限並不是那麼明顯。
我們必須再次提醒讀者注意，我們為了使觀念明確、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時隻把完全對立的、即極端對立的方式作為考察對象，但是戰爭的具體情況大多處於中間狀態，所以受上述極端觀點支配的程度應取決於戰爭的具體情況同極端對立方式的接近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