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在各種家畜中是爭議頗多的一種。盡管豬同其他家畜一樣早在史前時代就已進入了人類的生產和生活，但絕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像對待雞和狗那樣一視同仁地對待豬。中國文化傳統把豬作為人的屬相之一，反映著我們這個食豬大國特有的價值觀，但這並不是其他文化所能夠完全理解和無條件認同的。考察豬在不同的社會中的不同境遇，自然免不了要碰到一個溯本求源的問題：在地球上是哪個地方、哪個民族的祖先率先開始養豬的呢？
盡管現代考古學已經提供了不少證據和線索，但目前對此一問題的解答尚有相當的爭議，距離客觀的定論還有一定距離。美國學者伊薩克寫道：由於豬的野生祖先生活區很廣，在不久以前，地方性的馴化豬和野生豬又很相似，所以很難確定馴化起源的地區。筆者相信，從現在可用的證據來看，最好的假說是豬的馴化起源於西亞。馴化的起源地不在歐洲，這一點似乎是肯定的，因為馴化豬在那裏出現得相當突然，而且是和其他馴化動物一起出現的。東亞的渭河及黃河流域，即中國文明的發祥地，大概既不是馴化起源地，也不是一個獨立的馴化中心。那裏的許多早期遺址內都發現了馴化豬，但它們的骨骼特征都不像是中國的野生種類。雖然有些學者認為：東南亞是豬的馴化起源地一部分的原因是那裏有許多不同的養豬方法（其中包括畜養半馴化的豬），和馴化豬與野生豬之間常有密切的接觸，但是還沒有使人相信這一說法的考古學證據（盡管人們已對東南亞的文化遺址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在鬆朗-森（Somrong-Sen）文化中，馴化豬僅僅出現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該文化從恒河下遊向東南方延伸，橫過整個印支半島，遠達雲南高原和台灣。它最初是逐漸出現於西部，並且同西方的其他文化有聯係；但到東部，它得到了充分發展；所有這一切都使人覺得它的起源地是西方，而且養豬的方法，也是和與其有聯係的文化一起從外部引進的。伯特格提出：可能是鬆朗-森文化把養豬法傳播到東南亞及中國。
伊薩克寫道：“在安納托利亞和庫爾德斯坦發現的考古學證據，都有助於說明近東是豬的馴化起源地。因為在公元前七千年中期，那裏似乎已有了馴化豬的活動。後來豬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成為很重要的家畜。在以前，印度常被認為可能是馴化豬的一個起源中心，現在人們不再這樣看了，因為在第一批馴化豬在那裏出現以前，存在著一段將近四千年的間斷時期。不管最初的近東馴化中心究竟是在哪個地區，養豬的做法必已廣泛傳播到整個西亞及其以外的區域，野生的和引進的豬同樣得到人們的飼養。”這種西亞起源說在西方學界有較多的信奉者，但仍有相對的意見，比如說東亞起源說，不過其影響力似不若西亞說那樣流行。
從理論方麵看，野生動物的人工飼養同農業的發明與發展有著密切的聯係。因而，結合農耕文化的起源來探討家豬的起源，也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奧地利人類學家和曆史學家革爾登、門金等人提出：新石器時代遍布全球的最古老的農業生產經濟是所謂“圓柱形鋤文化”，其特征在於使用一種橫斷麵成圓形的石斧作為最早的鋤。該文化的發源地在亞洲中部以南，有可能即現在的中國。其傳播的跡象則北至歐洲，南至太平洋區的美拉尼西亞等地。德國人類學家利普斯指出：“圓柱形鋤文化的農業經濟雖然因地而異，總是常常和豬的培育和飼養聯係在一起。這意味著隻要可能便將野豬活捉加以飼養，常常是把它們關在柵欄中，直到需要吃它為止。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發掘地點中發現的野豬骨多於家豬的緣故。”與這一觀點相呼應的一種看法是：開始實行動物馴化的是農民而不是獵人。主要理由可以舉出以下三點：
第一，大多數已被馴化的野生獸群以前生活在古代農業區內；而生活在獵人活動區內的野生獸群則很少被馴化。許多原始的狩獵民族尚不知使用狗；而利用鷹、獵豹等動物進行狩獵的卻是農業民族。
第二，歐亞大陸草原地帶的遊牧民族總是處在定居農業民族邊緣地區，農民和遊牧者擁有相同的馴化動物。而像豬這樣的家畜更顯然是農民而不是遊牧者飼養的。
第三，隻有在一個能夠生產多餘的和穩定的食物的社會裏，飼養被捕獲的動物才是行之有效的。
基於上述認識，有些學者甚至斷言，農民是介於獵人和牧人之間的過渡和中介。沒有從狩獵社會直接發展而來的遊牧社會。澳大利亞的草原便是一個例子。那裏沒有農民，獵人也從未成為牧人。
初民古樸的神話傳說也為農民發明養豬技術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旁證。一則台灣排灣族神話講道：古時有二兄弟，無父無母，難以維生。田間一位老人秘密傳授給他們耕種之方：用木棍翻土後種下骨頭和葫蘆種子。不久之後，老人讓他們到田間去看看。結果發現葫蘆種變出粟，骨頭成了豬。於是乎兄弟倆在田裏殺豬做飯，好不快活。剩下的豬被趕回村裏，村人笑他們把烏鴉當祖父。老人聞說後就吹著口哨說：“穀物和豬都消失吧！”於是什麼都沒有了。兄弟倆恢複原狀，因饑餓而啼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