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排灣族以農為主的生產方式看，此則神話作為某種性質的民族記憶，曲折地反映了農耕經驗與養豬活動的同步發生曆程。穀物與家豬不僅是由同樣的人在同一時間培育而成的，而且就連二者的培育方式也被說成是同樣的，隻是播種時埋下的種有所不同。這樣的神話表現一方麵說明農耕文化同時開啟了動物馴化與植物馴化這兩扇經驗之門，另一方麵也表明在這兩種馴化經驗中更為根本的是植物的馴化。唯其如此，神話思維才會用播種與收獲的農耕經驗來解說家豬的產生。植物生命的再生產的奧妙被追溯到神奇的葫蘆種子，而動物生命的再生產卻有賴於骨骸。支持這種神話推理的經驗基礎就在於，古人看到動物死後肉身腐爛化為烏有，長存下來的隻是骨頭。可知這個種骨得豬的情節隱約透露著骨為生命力之原的神秘信念。
從兩兄弟獲得豬與粟的偶然性著眼，神話並未把馴化作為人的有意識的生產革新行為來加以表現，這恰恰反映了馴化本身有一個從自發到自覺的演進過程。在尚未獲得自覺意識的情況下，豬和粟的得而複失也就在所難免了。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指出：“顯然，植物種植者和動物的馴化者所追求的隻是想把他們可以得到的食物資源增加到最大的極限。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行為所將帶來的革命性後果。但當這個過程繼續進行時，這種馴化種屬的產量，相對於野生種屬，就增加了。這樣，它們對於他們的生存就變得越來越重要，結果導致對馴化的興趣和馴化管理的進一步加強。不可避免地，其結果將是生產力的進一步增大。”
根據已有的資料，現在所知道的最早從事自覺地、有一定規模的動植物馴化的是約九千年前的中東地區居民。“這些遺址出現於從約旦河穀向東橫跨托羅思山脈兩側進入敘利亞北部和伊朗東北部，然後向南順著紮格羅思山脈兩側多山地帶進入伊拉克和伊朗這一地區之中。這些遺址包含有栽培的大麥、小麥，及馴化的山羊、綿羊、狗和豬的遺跡。”這也是地球上最早的定居農民公社村落的所在。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豬是稍晚於羊、狗等家畜在那裏被最早的農民們馴養的，在後來的發展中，該地區豬的飼養又受到抑製，遠不如羊和牛那樣普及流行。至於這些早期農業居民的人種歸屬，一般認為是本土血統，也有學者認為是歐洲石器時代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之後裔遷移到西亞來的。
與中東的農業文化發源地區遙相呼應的是東亞農業文化的興起。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均在約八千年前出現小米（黍稷）和稻穀的人工種植，馴化的動物也隨後出現。與西亞不同的是，中國境內考古發現的最初家畜不是牛羊，而是豬。關於我國史前農民開始把野豬馴化為家豬的具體時期，從考古學的發掘看，似乎略晚於農作物的大規模馴化。在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豬骨經過比較、鑒定，如山東大汶口、福建閩侯曼石山、內蒙古赤峰藥王廟夏家店、遼寧寧城南山根、河南淅川下王崗、陝西西安半坡、浙江餘姚河姆渡等地都發現了相當數量的家豬骨骼。這些農業文化的遺址分布在北自內蒙古南至東南沿海的廣闊地區，彼此間的距離一般在700-1300公裏內外。據專家們推測，在當時那種森林覆蓋，山河阻隔，道路未暢，且無交通工具的情況下，家豬的馴化工作，很可能是各地的居民分別就地進行的，且進行的時間也不會一致。從世界的史前文化範圍來看，像我國這樣如此大麵積地出現家豬飼養的地區尚不多見。還值得一提的是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我國的河姆渡遺址出土了一隻人造陶豬，從其腹部明顯下垂，前軀和後軀的比例幾乎相等的體形特征來看，與現代家豬較為接近。這說明河姆渡人的養豬實踐已有相當悠久的傳統積累，在世界畜牧史上占有較為領先的地位。
從我國家豬飼養的情況看，也清楚地體現了豬的馴化和原始農業有密切關係。高式武先生對此的論證說：“因為第一，豬不同牛羊等家畜，不能遠距離放牧，隻有在人類開始定居下來以後，才有可能圈養，而人類開始定居是以從事農業生產為前提的；第二，隻有農業相當地發展了，才能給養豬事業提供必要的飼料。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的資料表明：凡已出現原始農業的地方，都有養豬的遺跡出現，反之亦然，說明了養豬與農業，一開始便結下了不解之緣。甲骨文中的‘家’字，也反映了這種情況，家字從；宀；從；豕，說明豬；豕；是在人類居室之下飼養的，反映出養豬與定居生活的密切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