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人類學家、文化唯物論的代表人物馬文?哈裏斯把畜牧業的發明看成有史以來一場空前的動物保護運動，他不僅從人口的生殖壓力導致生產的強化，又進而導致環境資源的枯竭這一生態角度解說整個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而且在此基礎上具體地從正反兩方麵回答了“為何養豬”與“為何不養豬”的問題。在講到馴化起源時，哈裏斯的觀點與自投羅網說不無相通之處。比如，他認為在中東出現農業的地區不僅有野生狀態的小麥、大麥、豌豆和扁豆，也有綿羊、山羊、豬和牛的老祖宗，這並非偶然之巧合。當農業出現以前的人們在野穀茂盛之地定居下來時，那些曾以野麥為食的動物不得不和村民們發生接觸。人們通過狗來控製這些野畜的活動，不讓它們走進穀地，隻許它們吃些殘梗剩葉而不許吃成熟的果實。“換言之，獵人們無須再去找野獸了，倒是野獸為穀物茂盛之地所吸引，走到獵人身邊來了”。如此自投羅網的結果將意味著這些野畜會加速走向滅絕。正應驗了成語所說的飛蛾撲火、肉包子打狗。在哈裏斯看來，若不是及時發生了那一場偉大的動物保護運動――動物人工畜養的話，牛羊之類動物很可能和以前的許多物種一樣陷入一去不複返的絕境。然而，飼養的開始又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新問題：如果人類不得不飼育捕獲的動物，那麼隨著畜牧生產的發展就會出現人與畜爭食的局麵，有限的野生穀物資源不久就將被消耗幹淨。是穀物的人工種植適時地解決了這場新的危機。人們將穀穗留給自己吃，把穀梗等殘餘物拿來喂養牲畜。由此看來，哈裏斯從自然生態角度修正了農業為馴化前提的理論，把農耕和畜養看成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的辯證共生關係。在其生態人類學的理論框架中，動物的馴化和植物的馴化都隻是人類區域性生產強化過程的一部分。這種生產強化不能僅僅從生產力進步的角度去理解，而應看成是人類麵對環境變異和人口激增的現實所不得已而采取的權宜之計。
如此論說之後，馴化生態學的解釋已初具輪廓，它實際上已經把“為何養豬”的神話式疑問轉換成為“為何不得不養豬”的理性答案。它當然還要依照同樣的理論框架反過來說明某些地域中“為何不養豬”的曆史大疑團。哈裏斯認為，不許養豬的偏見同不得不養豬的現象背後都有深層的生態因素在起作用。比如說：“以放牧為生的以色列人無法在其寸草不生的土地上飼養生豬，而對那些過著半定居生活和靠種植業為生的人來說，豬與其說是一份財產，還不如說是一種威脅。”提出這種看法的依據是：遊牧民族的生活地區都是些沒有森林的平原和山地。這些地區幹旱缺雨，土地也不易灌溉。適合於這一地區飼養的動物僅限於反芻動物，如牛、綿羊和山羊等。反芻動物的胃的前部附有囊袋，因此它們可以比其他動物更適應於消化那些主要由纖維質構成的食物，如草類和樹葉等。相比之下，豬卻在這方麵缺乏競爭能力。它雖然可以靠較廣的雜物為食，但是若要有效地增加體重，就必須喂以纖維質含量低的飼料――如堅果、果實、塊莖植物，特別是糧食。這樣一來，豬就成了人類的直接競爭者。豬單純依靠草類是活不太旺的。事實上世界上真正的遊牧民族很少飼養生豬，正所謂“非不能也，不為也”。不養的原因主要是得不償失，對遊牧民來說實在不劃算。經濟效益的考慮使他們在豬與羊之間，放棄前者而選擇了後者。於是《聖經》中才有了用牧人與羊群的關係來表示神、人關係的隱喻。與禁豬信條同時成立的，是“上帝的羔羊”一類體現牧業生活方式的宗教習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