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在南非的律師業務在日益擴大，繁忙之中，甘地並沒有放棄為印度爭取民族權利的義務。1904年，他在南非創辦了《印度輿論》周刊，事後表明，雜誌對於印度人團體產生的服務作用和影響是十分深遠和巨大的。這個雜誌是非贏利性質的，其表明的思想和變化與甘地的生活息息相關，它實為一個政治領袖人物對於“真理把持”的理解和原則的實踐所作的具體闡明。在雜誌發行的十年間，除了甘地被強抓入獄的時間外，幾乎每期上都有甘地的文章。
甘地不僅在輿論傳媒中呼籲關心人民的苦難，他在行動上也是一個救苦救難者。20世紀初葉，南非發生了一場瘟疫，南非政府一籌莫展，甘地卻帶上誌願人員，親自去看護那些染上黑死病的患者。他堅信，隻要心地純潔真誠，大禍驟至也能遏止。遺憾的是，與甘地同赴患難的一位和善女護士，還是受到疾病傳染而以身殉職了。
事後，針對政府當局弊端和防護措施不力，甘地在報紙上進行了尖銳的抨擊。由此，他的名聲日益鵲起，並贏得許多人士的信任和友誼。甘地從事的是律師職業，但他創辦刊物宣傳思想，並廣泛結交各界朋友和熱心公益活動，實際上是在從事不折不扣的政治活動。他的思想引起人們的共鳴，他的品行受到大眾的尊敬，這都是他今後成為一個傑出的政治領袖所必經的階段。
南非的工作生活與捍衛民權的鬥爭，促進了甘地的思想不斷轉化發展。尤其在這期間，他讀到了羅斯金的《堅持到底》一書，從中又悟出了幾條深刻的信念，並決心要付諸實行。其一，個人的福利是包含在大眾的福利當中，這與甘地過去的服務思想是相通的；其二，任何勞動皆具有同等的價值，人人皆有勞動生存的權利，這與甘地過去從宗教中吸取的平等思想也是相一致的；其三，隻有勞動的生活，即農夫或手工業者的生活，具有實際的價值，這無疑與甘地過去奉行的禁欲主義完全合拍。
事實上，在白人統治的南非，甘地總是以一種人道主義的姿態與殖民政府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當時，曾一度發生土著祖魯人反抗當局的武裝鬥爭，甘地及其團體便組織救護隊，極力使雙方的傷病員都得到救護。在實踐中，他都力求為弱小民族在強食弱肉的民族鬥爭中尋找到一種有效的生存壯大方式。因此，甘地十分注重精神的內省，他在自身和團體中發起了一種叫“真理把持”的運動。
甘地認為，凡是想把整個身心投入服務人類的事業，就非得克製自己不可，他在思考獨身主義的種種好處。甘地說，若不能擺脫家庭生活的歡樂與苦累，就不能達到奉獻的最高境界。他認為人不能同時過著肉欲與精神兼有的生活。
體現甘地的這種思想原則的典型，就是他妻子。
那是在南非土著祖魯人的暴動之後，甘地的妻子身患重病，屢屢出血，身體極度憔悴虛弱，盡管如此，他妻子竟在不施麻藥的情況下進行了外科手術。手術後，命是保住了，但虛弱再度使甘地妻子陷入垂危，醫生的意見是要讓病人補充營養，可是，出於禁欲的信念，甘地忍著悲痛，沒有勸說妻子補充營養，其妻也拒食一切牛奶、肉食乃至鹽及豆類等食品。最終，甘地妻子還是僥幸地存活了，他將此歸結於堅持信念的勝利。
自此之後，他更感覺到有加強犧牲自我的意誌的必要，直到他回到印度以後，食鹽和豆類都屬他禁絕的食品。
甘地是在一種宗教精神的指導下行事的，自然，他的人格思想行為和號召力很容易吸引長期受宗教氛圍熏陶的廣大印度人，人們願意追隨他，他也熱衷於服務，也更樂於領導和教育感化追隨者。他先是對青少年實行精神上的訓練，以培養他們產生對真理的興趣。為此，他創辦了有名的“托爾斯泰山莊”。
甘地承認辦教育是極困難的事。他主張非暴力和克己，這種思想也貫穿在他舉辦的青少年精神訓練學校的教育之中，但有個無法無天的受訓學生還是把甘地激怒了，結果失去自製的甘地竟操起直尺擊打了那頑童一下。這真是令人出乎意料的舉動，不論甘地、受罰者和其他所有的人都為此感到震驚。受罰的學生從此改邪歸正，但甘地卻萬分懊悔，他認為暴行的產生是自我獸性的暴露，精神的力量卻退縮了。此後，他便大力主張廢除體刑製度。
“托爾斯泰山莊”是對青少年實行精神教育訓練之地，被視為潔淨人心身的聖地。不過，孩子們就如田地中成長起來的莊稼，難免受到四方形形色色的誘惑，良莠不齊勢所難免，結果在受訓學生中還是發生了一些犯罪和墮落的事件。
輿論的攻擊渲染，內心遭受沉重打擊，弄得甘地萬分痛苦。甘地認為，那些犯罪的當事人是不理解他的痛苦，也不知自身墮落的嚴重性，自己必須要以行贖罪的懲戒來促使他們悔過。此後，甘地宣布絕食7天並決定在4個半月內每天隻進食一次。他的自贖行為當然使周圍的人感到萬分難過，不過人們的心靈的確還是受到了淨化，每人都理解到犯罪的嚴重性。
從此，大家更愛戴甘地這位精神領袖，團結的精神也得到了加強。從這一事件，甘地體察到絕食的妙處，以後凡遇重大棘手的難題，他都采用這一非常手段以達到他的目的。
甘地一生始終不倦地追求信念的完善和實踐。他宣揚“以德報怨”，以及在印度人中發起的“真理把持運動”，是為印度人爭取民族權利在思想、輿論和組織上做的精心準備。從本質上說，這當然是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一種威脅。所以，甘地最初提出要英聯邦政府廢除每個印度人一年的三英鎊人頭捐稅，立即遭到英聯邦的否決。此後，圍繞這一焦點，形成了民族抗爭的政治新動向，甚至連一貫極受歧視的印度婦女，也被吸引到運動中來。
甘地發起的爭取民族權利運動，無疑在南非的印度僑民和印度本國都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對此，英殖民統治者當然不能坐視。在1913年間，英殖民統治者加強了對印度僑民的控製，這更進一步引起了印度人的憤怒，礦工們開展罷工，有的礦工甚至在被監禁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罷工者的命運是淒慘的，五六千工人失業，許多家庭流離失所。甘地是個不願輕易承認失敗的人，他提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解決的辦法，他要組織這支失業大軍，進行一種遊方化緣的生活方式。
這次消極抵抗的徒步遊行乞食活動，再次體現了甘地出色的組織協調能力。共同的信念使不同年齡、來曆、性別的人們團結如一家。甘地更是以身作則，親身參加各種紮營、清掃、煮食等勞作。在他的以身作則下，愛的情感也充溢在這個龐大的“徒步大軍”之間，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居然親如兄弟一般。
甘地此時已成了一個不可輕視的“危險人物”，南非當局終於對這個難以對付的政治家下達了逮捕令。
實際上，逮捕對於甘地來說，這是令他擺脫進退兩難境地的最好辦法，他率領的龐大“遊行乞食”隊伍勢將難以為繼，後果不堪設想；若他一經被捕，隊伍將自行解散。他天真地設想，這樣，自己不僅會贏得道義，失業大軍也會因複工而獲救。所以，甘地入獄後，他坦承這對他確是一種特惠，他可以不必再管監外的閑事，還可以靜下心來長期讀書，這是何等愉快的幸事！
但事態的發展，並非甘地所預料的那樣。甘地入獄之後，數千名罷工的乞食遊行者也被關押。由於拒絕複工，工人們遭到凶殘的毆打和虐待。事態的惡化，就不再是南非的印度勞工問題，它令遙遠的印度也震動了。
流血的衝突在擴大，殖民政府粗暴踐踏人權的行為，遭到了世界輿論的廣泛譴責，南非殖民政府處境很尷尬，他們猶如吞下大老鼠的蛇，欲吞不下，欲吐不能。這時，以甘地為首的“真理把持運動”領袖便成了事態亂象的解鈴人，因為這時參加罷工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鐵路工人的罷工，使南非政府陷入了極端困難的境地。
監獄成了使甘地成名和產生號召力的策源地。統治者無可奈何地來到監獄，坐下來與囚徒甘地商談解決的辦法。玉石俱焚和兩敗俱傷不是一個老練成熟的政治家期望的後果，甘地知道應該適可而止。退兩步進一步是甘地慣用的以小搏大的策略。這時，甘地及時地宣布：運動的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印度人也不要再援助鐵路的罷工者了，“真理把持運動”的目標與其他罷工目標是完全不同的。
甘地的舉動完全出乎南非政府的意料，“真理把持運動”用受苦的方法以求取勝利，獲得了社會的更多同情。早已準備好使用血腥鎮壓手段的殖民統治者也因此而有所顧忌，一時下不了手。他們放下居高臨下的高傲身段，再次坐下來和甘地對談了。甘地適時地再次宣布中止“真理把持運動”。他的舉措一度使處於鬥爭昂揚狀態的印度人難以接受，但甘地的理論是，“真理把持者”應把苦痛也當作一種快樂看待，所以即使一再受人愚弄還是應當繼續信任對方，以增強真理的能力，並使自己獲得最後的勝利。他奉勸追隨者不要害怕南非政府的報複和反複無常，他說“寬恕是勇士的一種美德”，這樣才足以證明“真理把持者”具有豐富的經驗。不信任他人則是一種弱者的標誌。
罷工風潮過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這時，甘地實際上已成了印度的民眾領袖，在曆史的十字路口，印度民族的何去何從，是每個關心印度未來命運的人都必須作出的抉擇。許多印度人都認為，英國人與印度人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是主子與奴隸的關係，在主子麵臨危難之際，做奴隸的不是可借機求得他渴望的自由嗎？然而，甘地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認為印度人應當是以愛的力量去感化頑固的英國殖民統治者，應當是通過和平與合作的方式去改善印度人民的處境，在主人倒黴的時候同他站在一起，正好可以獲得主人的同情，萬不可利用危亂爭取自己的利益。他不僅是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還促使追隨者們采用誌願救護的辦法加入大戰中的英國陣營。
1914年，甘地一度前往倫敦，後因健康原因回到印度。這時，甘地發現自己已成了家喻戶曉的名人。
1915年，他在參加每隔12年舉行一次的哈特華“墾拜”廟會時，根本無法自由活動，隻能安分地坐在帳篷內，和許多來訪問的宗教巡禮者討論各種各樣的宗教問題。顯然，南非發生的鬥爭，已經使整個印度對之景仰而且萬眾矚目。甘地自謙地說，自己眼下的這種地位並不值得別人羨慕。他寧可像絕大多數的印度人一樣，旅行時搭乘三等車廂而不會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