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被人們廣為引用的名言，就出自列夫·托爾斯泰手筆。
可悲的是，一語成讖。列夫·托爾斯泰無疑是成功的大文豪，但在他的家庭經營上，卻並不圓滿。
列夫·托爾斯泰出生於上流社會，輕易擁有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切：金錢、地位、名望……然而他厭倦了一切物質財富，開始改變生活方式，甚至自我折磨，以實現自己的信仰。
尤其是在他的最後一段歲月裏，他的生活並不美好，他的周圍充滿了責難：朋友、親人都不理解他的社會觀、宗教觀；在家裏，家人不時與他發生衝突；在社會上，許多報刊攻擊他，眾多科學家，甚至沙皇政府都表示對他不滿。
為了避開紛擾，他在82歲高齡時離家出走，途中病逝在一個荒涼的小車站裏，結束了他光榮與痛苦的一生。
被列寧稱為“俄國革命的鏡子”的列夫·托爾斯泰，是19世紀末葉輝映全人類的一顆無與倫比的文壇巨星，他為何能寫出《安娜·卡列尼娜》和《戰爭與和平》此類的不朽名作，這一直是後人苦苦追尋探索的話題。
偉業的成就取決於各種各樣的因素，用托爾斯泰自己的話來說：“信仰就是生活的力量。”因此，人們無需尋找更多的答案，這位偉人留存後世的鴻篇巨製中閃現的深沉思想和撼人心魄的力量，無疑來自其悲天憫人的情懷和無盡的憂思，更是來自於他那宗教神秘主義的昂揚。
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出身貴族，故人們都稱他伯爵。人的出生不分貴賤，凡成大事者，皆具有強烈的責任感，托爾斯泰也具有這種素質。例如，在他已經成為一個著名作家的時候，他對待自己的文字，仍然是保持一絲不苟的改稿原則。
尼·古謝夫在回憶托爾斯泰寫作時，曾記述到：當伯爵勾畫出新作品的草稿之後，他便交給最親近的人繕寫謄清，然後再修改，如此反複達二次、三次甚至是十次以上。這正如他自己所說：“要永遠拋棄寫作可以不修改的思想。修改三四次還太少。”托爾斯泰的一生的確始終在履行這一原則。
托爾斯泰的生活態度和舉動，就像是一個堅毅的軍人。著名畫家伊·列賓在托爾斯泰晚年的時候，常陪他沿著林間小徑去冰涼的小河遊泳。托爾斯泰把鞋子脫掉插在腰帶上，他邁著穩定的、迅速的步伐，毫不在乎滿是樹枝和碎石的路麵，當列賓汗水淋漓地跟上他時，托爾斯泰已跳進了冰冷的水裏。驚訝的列賓看著他那魁梧的身體，凜然的氣概，感覺他就是一位將軍。
的確，出身貴族的托爾斯泰曾是個軍人，正是在克裏米亞戰爭中經曆了血與火的洗禮，才改變了他的思想和人生。
托爾斯泰像許多貴族子弟一樣，縱然是有萬貫家財和世襲的貴族封號，他們還是向往功名和偉業。然而，在從軍之後，麵對血腥的屠殺和生死搏鬥的考驗，托爾斯泰對自己原有的人生價值觀產生了完全的動搖，他說：“我開始領悟到了一個偉大的思想，為了實現這一思想，即使犧牲我生命中的一切也在所不惜。”這一思想是一種新宗教的創始。
如何實現自己的宗教思想，除了生活的付出和實踐，再就是拿起筆來關注眼見的人生。托爾斯泰離開軍隊，回到帝都彼得堡。他時常寫作，也不斷出入當時的上流社會和文人圈子。他的寫作天才最先被涅克拉索夫發現，那是因為托爾斯泰把自己寫作的小說《童年》投寄給了著名的文學刊物《現代人》。涅克拉索夫認為這位無名作者的思想傾向、樸素的風格和現實的內容結構都非常引人入勝。憑著自己的才華，托爾斯泰很快就在文壇中嶄露頭角。彼得堡和莫斯科生活的經曆，後來都在他的《戰爭與和平》等名著中時隱時現，他再現的俄國社會可謂既真實又深刻，他的文學鏡子映照出廣闊的俄羅斯風情和世人百態。
然而，托爾斯泰麵對這些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時感到格格不入。一方麵，是他的天性在“本能地反對一切一般認可的理論。”這種絕對化的觀念使他同許多文人有了積怨。有一次，他所敬重的大作家屠格涅夫談到自家女兒從事的慈善事業，並以博愛的胸懷進行了讚揚，而托爾斯泰卻認為那是一種虛偽的善行，結果兩位知音反目成仇，直到二十年後才重歸於好。
托爾斯泰的作品深刻而真實，那是因為他的目光異常地敏銳犀利，他不相信任何人的真誠，他認為一切道德的衝動都是偽善……即芸芸眾生和社會都是無理性的。這使我們想到《聖經》中的有關諾亞方舟的故事，上帝認為人類都是不可救藥的，隻有讓他們接受洪水的滅頂之災。
事實上，絕望和死亡的陰影一直伴隨著托爾斯不算短暫的人生。他常常說，“我走到深淵麵前，清楚地看到在此之後，除了死我一無所有”；“為了怕臨時起了自殺的念頭，我不再帶槍去打獵了”。
是什麼原因使作家對人生感到如此絕望和悲哀？著名評論家皮薩烈夫在《戰爭與和平》的情節中發現了作家深層的憂思。當一般讀者隻注意到欣賞主人公羅斯托夫少年般激昂的性格，比如，在獵隊布置好打獵時，當他向上帝禱告，祈求著讓狼跑到他這邊來，他激動而乏力地說：“我知道（上帝）你偉大，向爸爸求這個，是罪過；但在上天的麵上，你把母狼引到我這邊來，讓我的狗當著其他人的麵死死咬住它的喉嚨吧。”最後，當羅斯托夫看到狼被一群獵犬包圍撕咬著的時候，他快樂得幾乎要哭了。皮薩烈夫認為，如果像打獵這樣的瑣碎無聊事，居然能使人從狂暴的絕望到發瘋般的快樂，當馬廄、獵犬舍和就近的森林就能過剩地滿足人的神經的一切要求的話，那麼這個人還有何必要去關心自己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呢？還有何必要在廣闊而洶湧的社會生活海洋中去為自己和他人創造價值呢？而羅斯托夫的生活不過是當時俄羅斯周而複始的貴族生活中的一部分。這種生活當然會讓有著信仰追求的托爾斯泰痛心疾首，同時也看不到希望。
人類的苦難為何沒有止境，殺戮和奴役時刻在眼前發生。麵對災難，托爾斯泰為了啟迪人們的良知，他還提出了“逆來順受者逢凶化吉”的不抗惡理論，而且將其不厭其多地訴諸於文學中的描寫。事實上，人們不難發現這種思想與基督教和佛教的淵源。托爾斯泰還說道，“人隻有在沉醉於人生的時候才能活，但醉意一消失，就知道一切僅是欺瞞……家庭與藝術早已不能使我滿足。”
托爾斯泰後來的確是放棄了他原有的貴族生活，穿上了農民的裝束。因為這時他意識到：“百姓的生活就是人生本體，也隻有這種人生的意義才是真理。”不過，我們從托爾斯泰的許多文學作品中仍可看到，這種他詛咒的貴族文化與生活，既是他體驗得最深和最熟悉的東西，也是他最擅長描寫的主題之一。《克萊采奏鳴曲》，還有論藝術的文章，甚至是翻譯中國老子的《道德經》，這一切無不顯示托爾斯泰具有十分廣博深湛的文化修養。實際上，他並不真正了解自己莊園的農民。這位偉大的作家，曾一度在雅斯納雅、波良納的鄉村學校給農民教課，還寫過《識字課本》。他試圖改善波良納農民的生活，可是農民不信任他，並且拒絕接受由他提出的解放條件。這一切，使這位悲天憫人的改良家感到心灰意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