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玉石之路與齊家文化研討會”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動”是在安特生田野考察的基礎上進行，很多考察現場、學術問題都有關聯；或者說，我們是在他開創的華夏文明探源之旅上繼續前行，因此，有必要在正式敘述之前介紹一下安特生。
安特生，1874年出生於瑞典。1901年畢業於烏普薩拉大學，取得地質學專業博士學位，從此開始其學者生涯，先後兩次參加南極考察活動，在此期間主編、編寫《世界鐵礦資源》和《世界煤礦資源》兩本調查集。安特生曾任萬國地質學會秘書長、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教授，兼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1914年，中國北洋政府根據當時地質調查所(隸屬於農商部)負責人丁文江先生建議，決定聘請安特生前來中國擔任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北洋政府的目的是尋找鐵礦和煤礦，以實現富強之夢。年屆不惑的安特生毅然辭去在瑞典的所有職務，接受邀請，經過印度，輾轉到新疆，沿塔裏木河一路向東，“忘記了多少次為這具有悠遠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的讚歎喝彩。也難怪斯文·赫定能在中國取得如此輝煌奪目的考古成就”，他的內心交織著興奮、驚喜、衝動、希望、夢幻和理想，於1914年5月16日順利抵達北京。第二天，他便躊躇滿誌，前往中國農商部赴任。他雄心勃勃，浮想聯翩，決心在這塊古老土地上一展宏圖。安特生對中國的印象大多來自斯文·赫定的《絲綢之路》。這部關於中國西域的巨著使沉寂多年的樓蘭古城重見天日，也讓斯文·赫定一舉成名。後來，安特生完成了《中國的鐵礦和鐵礦工業》和《華北馬蘭台地》兩部調查報告。安特生學識淵博，聲名顯赫，才華出眾而又雄心勃勃，但他卻沒有斯文·赫定的好運氣：軍閥混戰使他的尋礦計劃變為鏡花水月，他獻身地質的夢想化為泡影。1916年，袁世凱倒台，地質考察研究因經費短缺而停止。安特生深切地感到在這個泱泱農業大國創造工業文明的艱難，把精力放在對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緊緊盯住浩如煙海的華夏文化。當時，中國對西方盛行近一個世紀的田野考古學竟然一無所知，這與有著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國極不相稱。於是，安特生決意要在史前考古領域裏掀起一場革命，改寫中國無史前史的曆史。
1917年，安特生繼續為中國政府在河南西部地區做地質考察。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和時在新安縣的瑞典傳教點建立了聯係，安特生被告知許多含有恐龍和其他所謂“龍骨”的化石地點，遂萌發了為瑞典博物館采集化石的念頭。丁文江批準了安特生的化石采集計劃，並提議中瑞雙方平分化石標本，但研究結果必須在《中國古生物誌》(1919年創刊，丁文江主編，後由丁文江、翁文灝共編)上發表，某些送到瑞典的化石標本研究完畢後須送還中國。
1918年2月的一天，著名化學家麥格雷戈·吉布向安特生出示了一些包在紅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說是采自周口店附近一個名叫雞骨山的地方。這件事引起安特生注意。1918年 3月，安特生騎著毛驢到周口店考察兩天，進行小規模發掘，找到動物骨骼化石。當地老鄉不認識，誤認作雞骨，稱這座小山為“雞骨山”。
1921年初夏，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來到中國，他打算與安特生合作，在中國從事三趾馬動物群化石的發掘和研究工作。安特生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發掘雞骨山。在這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積物中有一些白色帶刃的脈石英碎片，他對師丹斯基說：“我有一種預感，我們祖先的遺骸就躺在這裏。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就把這個洞穴一直挖空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