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氏人、昭武九姓、粟特人在曆史演進中曾充當過重要角色。文史資料、神話傳說、文化遺址、考古發現等多重證據的不斷發現、完善，將會越來越清晰地勾勒出這個民族發展變化的脈絡。這次考察，隻能匆匆路過昭武故地了！
汽車接近高台，大家就縣名稱來源展開討論。《讀史方輿紀要》載：“高台者以其地稍高，控扼戎番之要衝也。”《一統誌》說，因西有台子寺為名。據《高台縣誌》記載，高台縣城西台子寺村有座方形土台，傳為西涼王李暠為迎擊沮渠蒙遜、誓師點將所築，當地在此建起寺院，稱“台子寺”。據傳，唐玄奘自印度取經返回，途經高台羊達子河，水蕩木箱，濺濕經卷，便在土台上整理翻晾，此後人們遂稱之為“晾經台”，縣名由此而來。另有一說，洪武五年（1372），明朝大將馮勝平定河西，設高台站。景泰七年（1456）改為高台守禦千戶所。雍正三年（1725）改所設縣，延續至今。不管史載資料、民間傳說的可信度如何，它們卻至少透露出兩個真實信息：其一，高台是河西走廊鎖鑰之地，不管商業交通還是軍事戍守，地理位置都很重要；其二，高台縣水量豐沛。確實如此，車子經過地區多是綠色沃野，要麼是水鄉澤國。古老黑河的身影也若隱若現。
太陽炙烤的中午，考察團風塵仆仆，抵達高台縣城。簡單用餐，即參觀高台縣博物館。
館長寇克紅先生帶領大家學習、欣賞。他熱情洋溢，激情澎湃，恨不能將所有文物精華一覽無餘地呈現給大家。盡管在高台紅崖子鄉六洋壩村有甘肅仰韶文化馬廠類型器物發現，但目前最為器重的是考古工作者在駱駝城遺址采集到的漢晉玉銖、唐開元古幣及漢、魏晉銅印、箭鏃、魏晉畫像磚（內容有伏羲、女媧、農耕、畜牧、家居等）、猴形木印、漢晉紀年簡牘、彩繪木馬、木板畫、木尺、西晉紀年彩帛旌銘、魏晉帛書等珍貴文物和許三灣墓葬出土的魏晉時期彩繪畫像磚、模印磚、木牘、前秦時期木俑、彩繪木板畫、牽馬俑以及各類陶器、木器和少量絲綢、銅器等。這些文物不但全方位地展現了魏晉時代高台地區生機勃勃的社會生活場景，也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含人類學信息的新證據。葉舒憲先生非常興奮，再三表達要將人類學研究與田野調查、考古文物結合起來的願望。近年來，他利用一重證據（傳統文字訓詁）、二重證據（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三重證據（多民族民俗資料）和四重證據（古代的實物和圖像）等研究方法不斷拓展，在連續出版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叢書《中國神話哲學》、《千麵女神》、《熊圖騰》、《河西走廊：西部神話與華夏源流》等著作中，致力於探源中華祖先神話與文化流變。甘肅是中華文明重要發源地，留存許多學術“證據”，尤其是考古發掘中出土的第四重證據——古代實物與圖像，內容豐富，彌足珍貴。1998年，高台縣博物館在駱駝城墓群西晉紀年墓考古發掘中，棺木前左側出土一隻殉葬小羊。葬羊呈臥姿，兩前腿伸展，係殺死後殉葬。這類葬俗在高台駱駝城、許三灣墓葬內發現多例，還發現多枚用墨筆繪畫人麵像的平頭或楔形頭木牌，被認定為納西族人用於祭祀、葬儀的神物“可標”。納西族為羌人一支，文化淵源一脈相承。魏晉墓葬畫像磚中還發現狩獵、耕種、采桑的羌族男女形象，例如《樹木射鳥圖》、《社樹圖》等。這些有關古代羌人文化的殉葬實物與畫像磚，與至今仍然流行在甘青地區“引路羊”葬俗互為印證，生動地揭示了古代羌人“引路羊”葬俗在民族交融中的流變過程。
2010年8月13~15日，多家學術機構聯合在黑河河畔的高台召開“高台魏晉墓與河西曆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集中展示了學術界近年對高台、河西魏晉墓、河西曆史、地理、中西文化交流、石窟考古藝術、民族文化、語言文學等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我有幸參加了那次研討會。
博物館裏的粟特地支神像引起我注意。2013年10月底，我到韓國慶州考察，參觀興德王陵，發現圍欄護石上雕刻著牛、虎、蛇、猴、兔等十二支神像，雖經受1200年風風雨雨，但依然栩栩如生，憨態可掬，其拙樸與高台石刻有異曲同工之妙。順便提下一下，守衛王陵神道的是兩對站立翁仲，一對武官，一對文官。武官石像竟然是身材魁武、相貌威嚴、大眼闊臉、八字胡須的西域人形象！我推測其原型是粟特人。興德王用外族武將為自己守靈，思想解放，胸懷開闊。也正是這種精神氣質，才能促進物質文化交流。聯想到在武威考察期間關於休屠王祭天金人的種種傳說，再次琢磨翁仲。翁仲原指匈奴人祭天神像，但曆史上確有其人。翁仲原名阮翁仲，勇猛超常，將兵守臨洮，威震匈奴。翁仲死後，秦始皇鑄其銅像，置於鹹陽宮司馬門外，稱“金人”、“銅人”、“金狄”、“長狄”、“遐狄”。後來，人們把立於宮闕廟堂和陵墓前的銅人或石人稱為“翁仲”。再後來，又專指陵墓前及神道兩側的文武官員石像。翁仲石像從匈奴到秦漢，到唐朝，再到新羅，分明是一條穿越曆史、跨越民族的文化交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