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略傳及著書
王國維，字靜安，晚號觀堂，浙江海寧人。生於清德宗三年（一八七七）。四歲喪母。七歲始就外傅。十餘歲時，每晚自塾歸，輒發家中藏書，獨自泛覽。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始讀“四史”，兼攻駢散文。十八歲，值中日戰爭後，始知世有新學。後羅振玉創農學社於上海，附設東方學社，聘日本人藤田豐八，教授日文。國維時年二十二歲，往就學焉。並襄理社中庶務，得免學費，而致力於學。二十三歲，始從學社教師日人田岡佐代，治讀英文。二十四歲，畢業於東方學社。仍努力治英文。二十五歲，留學日本，入東京物理學校，擬專修理科；既而苦幾何學之難治，又病腳氣；逾年即歸。為羅振玉編譯《農學報》及《教育世界》雜誌，撰述益富。自此始治哲學，能讀社會學、心理學、論理學、哲學等西文原書，參以日文譯本，遂得貫通。偶有心得，撰述為文，發表於《教育世界》雜誌。三十歲以後，厭倦哲學，而轉治文學。三十五歲後，轉而治古器物學。晚年，以治殷墟書契文，名重中外。後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五十一歲時，以世變日亟，自投於頤和園之昆明池而死。（民國十六年，紀元一九二七。）海內外學者，知與不知，皆為痛悼。其遺著凡四集。署曰《海寧王忠愨公遺書》。
第二節 性說
王氏之論性，以哲學的眼光，批評古來性善性惡之矛盾，頗為徹底；乃可使幾千年來之聚訟，為之一息。其言雲：
今孟子之言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曰：人之性惡；二者皆互相反對之說也。然皆持之而有故，言之而成理。然則吾人之於人性，固有不可知者在歟？孔子之所以罕言性與命者，固非無故歟？且於人性論中，不但得容反對之說而已，於一人之說中，亦不得不自相矛盾。孟子曰：人之性善，在求其放心而已；然使之放心者誰歟？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然所以能偽者何故歟？……今論人性者之反對矛盾如此，則性之為物，固不能不視為超乎吾人之知識外也。（《靜庵文集·論性》）
王氏之意，以為吾人對於事物，果能確實知之，則如“二加二為四”；二點之間，隻可引一直線，決不能容兩相反對之議論，得以成立；故數學、物理學之所以為確實之知識者以此。若夫性則不然，反對矛盾之說，均得成立。且聚訟至數千年不決；故斷定性為超出吾人知識以外，此自來論性者所未見及也。又雲：
今夫吾人之所可得而知者，一先天的知識；一後天的知識也。先天的知識，如空間時間之形式，及悟性之範疇，此不待經驗而生；後天的知識，乃經驗上之所以教我者，凡一切可經驗之物，皆是也。二者之知識，皆有確實性；但前者有普遍性，及必然性，後者則不然；然其確實，則無以異也。今試問性之為物，果得從先天中或後天中知之乎？先天中所能知者，知識之形式，而不及於知識之材質，而性固一知識之材質也。若謂於後天中知之，則所知者又非性，何則？吾人經驗上所知之性，其受遺傳與外部之影響者不少，則其非性之本來麵目，固已久矣。故斷言之曰：性之為物，超乎吾人之知識外也。（同上）
王氏是以知識論為立腳點，而斷言性之為物，超乎吾人知識之外，固非如古來之論性者，全憑自己之主觀，發為空泛之議論可比。既已超出吾人知識之外，則古來立論者，反對矛盾，自是必然的結果。故又雲：
人性之超乎吾人之知識外，既如斯矣。於是欲論人性者，非馳於空想之域，勢不得不從經驗上推論之。經驗上之所謂性，固非性之本然，苟執經驗上之性以為性，則必先有善惡二元論起焉。何則？善惡之對立，吾人經驗上之事實也；反對之事實，而非相對之事實也。……惟其為反對之事實，故善惡二者，不能由其一以說明之；故從經驗上立論，不得盤旋於善惡二元論之胯下。然吾人之知識，必求其說明之統一，而決不以善惡二元論為滿足也。於是性善論性惡論及超絕的一元論（即性無善無不善說），接武而起。夫立於經驗之上以言性，雖所論者非真性，然尚不至於矛盾也。至超乎經驗以外，而求其說明之統一，則雖反對之說，吾人得持其一，不至自相矛盾不止。何則？超乎經驗以外，吾人固有言論之自由；然至欲說明經驗上之事實時，則又不得不自圓其說，而複反於二元論。故古今言性之自相矛盾，必然之理也。（同上）
王氏此說，可為揭破古來論性之病根。故治學者，不必再為此無謂之爭執，人性論至此，乃可告一結束矣。故雲：
善惡之相對立，吾人經驗上之事實也。自生民以來，至於今，世界之事變，孰非此善惡二性之爭鬥乎！政治與道德，宗教與哲學，孰非由此而起乎！故世界之宗教，無不著二神之色彩；有愛而祀之者，有畏而祀之者，即善神與惡神是已。至文明國之宗教，於上帝之外，其不預想惡魔者殆稀也。……夫所謂上帝者，非吾人之善性之寫象乎！所謂魔鬼者，非吾人惡性之小影乎！……夫豈獨宗教而已，曆史之所記述，詩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惡二性之爭鬥乎！……吾人經驗上，善惡二性對立如此。故由經驗以推論人性者，雖不知與性果有當與否，尚不與經驗相矛盾，故得而持其說也。超絕的一元論，亦務與經驗上之事實相調和，故亦不見有顯著之矛盾。至執性善性惡一元論者，當其就性言性時，以性為吾人不可經驗之一物故，故皆得而持其說；然欲以之說明經驗，或應用於修身之事業，則矛盾隨之而起。故餘表而出之，使後之學者，勿徒為此無益之議論也。（同上）
第三節 理說
王氏之解釋理字，亦能揭破中外哲學家之理窟，而獨標真諦。彼以為吾人對種種之事物，而發見其公共之處，遂抽象之而為一概念，又從而命之以名；用之既久，遂視此概念，為一特別之事物，而忘其所從出；如理字之概念，即其一例。吾國語中理字之意義之變化，與西洋理字之意義之變化，若出一轍。略述之如下：
《說文解字》第一篇：“理，治玉也。從玉，裏聲。”段玉裁注：“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是理為剖析也。”由此類推：凡種種分析作用，皆得謂之理；《中庸》所謂文理密察，即指此作用也。由此而分析作用之對象，即物之可分析而粲然有係統者，亦皆謂之理。《逸論語》曰：“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此從理之本義之動詞，變而為名詞者也。更推之而言他物，則曰地理（《易·係辭》），曰腠理（《韓非子》），曰色理，曰蠶理，曰箴理（《荀子》），就一切物而言之曰條理（《孟子》），然則理者，不過謂吾心分析之作用，及物之可分析者而已矣。（《靜庵文集·釋理》）其在西洋各國語中，理字之義，自動詞變為名詞，與我國大致相同。英語之理字，含有推理之能力，同時又用為言語之義；德語之表理性字，含有聽言語而知其所傳之思想之意；是可知西洋各國語，皆以思索之能力，及言語之能力，即他動物之所無，而為人類所獨有者，謂之理性。而從吾人理性思索之徑路，則下一判斷，必不可無其理由。於是各國語於理性之外，又有理由之意義。吾國之理字，兼有理性與理由之二義。（同上《釋理》）
王氏說明理字最初之意義，不過理性、理由二者，皆屬主觀的性質；及沿用既久，乃由主觀的而變為客觀的；如宋儒以理之淵源，存於萬物；遂予理字以特別之意義。朱子謂“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又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附焉。”於是對周子之太極，而予以內容曰：“太極不過一理字。”萬物之理，皆自此客觀的大理而出；故物物各有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莫非理之流行也。故朱子之所謂理，正與希臘斯多噶派之所謂理相同；皆預想一客觀的理，存於生天生地生人以前，而吾心之理，不過其一部分而已。可見理字意義之變化，古今中外，有同一之傾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