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關漢代是奴隸社會的論述中，我們著重說明了屬於奴隸主的私有土地使用奴隸勞動的情況，對漢代大量存在的“公田”和“官田”，涉及較少，隻是在《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崩潰問題》一文中，談到了漢武帝及其以後西漢政府所采用的“假民公田”，是奴隸製內部出現的封建因素。然而，對“公田”的具體情況，語焉不詳，故再就此問題申說個人之見。“公田”的種類及其來源在漢代的史料記載上，“公田”與“私田”是有著明顯的區別。《漢書》卷二十四《食貨誌》雲：
“（趙）過能為代田，……令命家田三輔公田。”
《漢書》卷二十七《五行誌》雲：
“穀永日：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成帝）……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官……有神降日：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
諸侯夢得土田為失國祥，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上引兩條材料，“公田”、“私田”對稱。穀永反對成帝置私田於民間和畜私奴，認為這是庶人之事，王者為此乃不祥之兆，故王者所不宜。可見，在漢代人看來，“庶人”私有土地（“私田”）和占有奴隸是天經地義的；而“公田”乃是政府或皇帝所有（實質上是統治階級所有，隻是名義上有些區別，詳見下>，二者界限分明。
屬於政府或皇帝所有的“公田”，大約有以下幾種：
（一）各郡國大量存在的“公田”。《漢書》卷八《宣帝紀》：
“地節元年……三月，假郡國貧民田”。“田”即“公田”。同卷可證：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日：……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這類遍布各郡國的“公田”，在武帝“治緡錢”後，沒收了奴隸主商人土地所有主的大量土地，其數量是相當多的，據《史記》卷三十《平準書》記載，當時沒收的土地有：“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
（二）各地未經墾辟的荒田，亦屬國家所有。《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雲：
“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鄂、杜之民”。師古注：“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據《漢書>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上，中尉“掌繳循京師”，內史“掌治京師”，則東方朔傳所說的屬於國家之荒田，僅及京師一帶而已。其實，當時各地都有這類屬於國家之荒田。《漢書》卷六《武帝紀》雲：元狩六年，“詔日：……今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奸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師古注：“野荒，言田畝不辟也。”足見“天下”均有屬於國家的未辟之野荒存在。甚至有的權勢之家大量侵占原屬少府的“草田”，自稱“新墾”後，再賣給政府者。《漢書·孫寶傳》雲：“時帝（成帝）舅紅陽侯（王）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上書願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師古注“少府陂澤”日：“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以田之，而（王）立總謂之草田，占雲自新墾。”這是說，紅陽侯王立與南郡太守李尚狼狽為奸，以原屬少府之荒地，經“假”（租佃）給農民開發後，再賣與政府，以攫取暴利。由此可知，“公田”也有一部分是由政府買來的，但這類記載不多。
（三）由於深重的剝削，由於豪強大姓的兼並，很多農民離鄉背井，流亡遠去。在漢代，流民問題極為嚴重。《漢書》卷七十二《鮑宣傳》雲；
“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徭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農民大批流亡之後，其土地除為豪強大姓兼並者外，也有的 桓帝永興元年（一五三年）的記載，三十二郡國的人民，因饑 窮“流冗道路者，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①，若以人口計， 當有數百萬人（以《漢書·食貨誌》所說：“今農夫五口之家” 計算），而地區遍及數十郡國。據此，足以證明，所謂“土廣 民稀，中地未墾”，“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田野空”，乃是農民被迫流亡的結果，因而才出現了“今田無常 主，民無常居”的現象。很多土地在無人耕種的情況下，“其 地有草者”，也就成為“官田”了。
（四）漢代對邊地用兵，開拓邊疆，設置郡縣，廣開屯田，這些土地也就成為國家所有。《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雲：“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禦史奏言：故輪台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台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又據《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趙充國征西羌，說河西四郡，“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可見這些土地均是“公田”。又：《鹽鐵論》卷三《未通篇》雲：“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園圃，卻羌、胡以為苑囿”。則向東南拓境，亦是公田。
西漢在西北屯田地區極廣，規模至大，如《史記·平準書》記載：“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同書《匈奴傳》記載：元狩四年，“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卒吏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若以趙充國所說，“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計算，則邊地屯田畝數，實令人驚駭。不過，較可靠的還是應該根據趙充國留步兵萬人屯田①來計算，那末，屯田的數量在趙充國時約有二十萬畝。
以上四類統稱之日“公田”或“官田”，設有田官管理，有的歸職掌國庫的大司農，有的歸職掌皇帝財政的水衡、少府。《史記·平準書》雲：“水衡、少府、大農、太仆，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這是指“治緡錢”沒入的土地而言。《鹽鐵論》卷三《園池篇》雲：“太仆、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也可證明各郡縣所有的公田，是分別屬於上屬機構的；此外，北邊置有“任田官”，還有“北假田官”。至於屯田，則完全是軍事管理，設有屯田校尉、農都尉、護田校尉等。屯田積穀每年上報大司農，《居延漢簡考釋釋文》卷三《簿檢類》有：“大司農部丞簿錄簿”，②這是登記的記載。居延漢簡還有：“守大司農光祿大夫臣調昧死言：守受簿丞處，前以請給使護軍屯食守部丞武，以東至河西郡十一都農尉官，調物錢穀漕轉糴，為民困乏，啟調有餘給。……”⑨這條簡文因殘缺，其意難明，解釋也各有所不同，有人解釋為：屯田兵食不夠時，由大司農負責調購；有人解釋為：內郡乏食，大司農調撥屯田餘穀，轉輸內郡。不管那一種解釋為是，這一點卻是肯定的，即由大司農掌管屯田收穀。
（五）除了以上四類“公田”之外，還有由水衡、少府掌管的苑囿池禁，其規模也很大。
根據《三輔皇圖》卷四《苑囿》的記載，當時有上林苑、甘泉苑、禦宿苑、思賢苑、西郊苑、三十六苑、宜春下苑等，此外，還有中牟苑（見《昭帝紀》元鳳三年），南苑（見《貢禹傳》）。其中的三十六苑是屬太仆掌管，分布在西邊和北邊專門養馬的，共養馬三十萬匹，有奴婢三萬人。
苑周原本是養鳥獸的處所，所謂“囿，所以域養禽獸也。”苑囿的設置是為了供皇帝遊樂射獵的，貢禹曾建議：“獨舍（置）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固”。其實，遠不止此，其中流水怪石，奇花異草，名果珍樹，無所不有，而離宮多至數十上百所，它的範圍也的確大得驚人。如上林苑，本是秦苑，武帝時加以擴充，東方起藍田縣，沿終南山而到西方的盞屋縣，北繞黃山，沿渭水而東，據《三輔皇圖》說：“周褒三百裏，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周長三百裏，包括數縣的如此大苑，其中自然有很多可耕土地，何況涇、渭沿岸本為膏田之區。東方朔諫武帝不要擴充上林苑時，曾說：“夫南山（終南山）天下之阻也……厥壤肥饒。漢興，……都涇、渭以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又有稅稻、梨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薹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①這裏所說的是很多膏腴肥沃的土地被劃作禁苑了。其實，早在漢初，上林苑中就有很多可耕之土地，肖何曾向劉邦建議：“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桌，為獸食。”②再如“南苑”，貢禹曾向元帝建言：“自城西（長安）西南至山西至鄂皆複其田，以與貧民。”③可見南苑中也有很多可耕的田地。
上林苑並不是唯一的大苑，甘泉苑的範圍和規模還要大的多。《三輔皇圖》記載：“甘泉苑，武帝置，緣山穀，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裏，西入扶風，凡周圍五百四十裏。苑中起宮殿台閣百餘所……，，。其次，如西郊苑，“漢西郊有苑周，林麓藪澤連亙，繚以周垣四百餘裏，離宮別館三百餘所。”其他各苑，史載其方位而其範圍則無明文，即使各苑不如上林、甘泉、西郊三苑之大，然其占有土地一定是相當可觀的。所謂池篥，往往就在諸苑之中，如昆明池就在上林苑中。
總上各類“公田”，其數量是很大的（公田數量經常有所消長，它不可能是一個穩定數字），但與私有土地相比較，仍、然是少數。有關漢代奴隸主、豪強大姓占有土地的狀況，已為大家所熟知，如西漢張禹一人占有渭、涇沿岸膏田四百頃（四萬畝），然而，這並不是唯一的大地主，《通典》卷一《食貨典》雲：“孝成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並者類此，而人稱困。”因此才有“限民名田”、“限奴婢”的對策、建言等等。東漢時更有“田畝連於方國”的大地主，例如：“京師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張）讓等。”①所以，僅從量上看，形式上由國家占有的土地也不是居於主導地位。同時，從以上的分析，亦可看出，“公田”的擴大主要是在漢武帝時期，其來源也是多種多樣的。說明這一點，將有助於我們對下麵問題的分析。
“公田”的擴大主要是在漢武帝時期，故有關“公田”經營的記載，也主要是漢武帝及其以後的。“公田”的經營大約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穿渠引水，開墾棄地，由政府派士兵耕種，直接剝削其剩餘勞動。《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載：
“……河東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汾水），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蠕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複無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這段記載，是說武帝接受番係的建議，開河東渠以溉汾陰等縣五千頃沿河荒棄之地。武帝發數萬士兵修渠治田，按照原來計劃．是想直接剝削士兵，每年能收入二百萬擔。但是，事與願違，過了數年，由於黃河改道，河東渠不能收到灌溉之利，以致“田者不能償種”，後來河東渠田完全荒廢了，於是政府才把土地給予內徙的越人，命令少府收取地租。
也許有人會問：何以能根據“令少府以為稍入”一語，斷定其“稍入”為地租呢？大家知道，在漢代，政府對一般農民的剝削稱為“稅”，所謂“十五稅一”、“三十而稅一”。這裏不言“稅”而言“稍入”，證明“稍入”並不是“三十而稅一”，它的前提乃是越人使用政府的土地。這一點文意甚明白。司馬貞《索隱》也說：“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亦可佐證越人“稍入”於少府者，正是使用政府土地付出的代價。因此，這種“稍入”就是地租。馬克思說：“狹義的地租，是土地本身（不論是在自然狀態上，還是在已經耕作的狀態上）的使用而支付的。”①從另一方麵講，是政府把土地“予越人”之後才取得“稍入”的，因此，這種“稍入”也完全符合“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實現自己，增殖自己的形態”。②不過，由於田地已經荒蕪，其地租額較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