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當然不能相信這個詩人會反對朝廷，用詩文來誹謗他。但是，當時控製朝政大權的那班官員，很害怕蘇軾從地方回到開封的中央政府裏來做事。隻要他回來，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礙他們，使他們失去部分權力。存在這樣的危機感，必然要抱成團地置蘇軾於死地了。於是，告密他反對皇帝，便是讓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計，這也是曆來一部分文人求諸最高權力，來收拾同行的簡直可以說是無師自通的絕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圍，一旦有一批這樣的小人，而且他們又聯合起來，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麵，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勢力。他們“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淩厲攻勢，竟使得宋神宗也無法不按照他們的意見，把蘇軾抓起來押解京師審問。曾參的母親，聽到有人告訴她兒子殺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還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紡車上坐不住了。趙頊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被重複灌輸的信息改變觀點的，至此，能不將信就疑嘛？
蘇軾在寫給這位文彥博的一封信裏，說起過他家人對他寫詩而受牽連的恨絕心情，讀來令人心酸。“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禦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寫詩，“你可別再寫詩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寫詩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寫詩，哪會來抄家呢？”看起來，“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無非一是收集罪證，二是掠奪財富，三是打倒威風。對蘇東坡這個一介書生來講，一無油水二無威權，不過想從他的詩文裏，再多找些證據，可致他於死命罷了。
社會公眾對於天才，從來就是兩途，一種是希望他成為巨人，一種則是努力把他踐踏，化為烏有，而無其它。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審判的時候，杭州城裏的老百姓，專門為他做了一場法事，禱祝平安。當他關在牢房裏，獄卒敢替他把寫好的詩，偷偷傳遞出來，可見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陰暗的日子裏，也不會孤獨的。即使一些作品狗屁+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動用全部花花腸子，想出一切辦法，費盡吃奶力氣，來整蘇東坡的話，也不是所有同行都會跟他站在一條戰線雪上加霜的。
幾百年後，我們重讀歐陽修《與梅聖俞書》中這幾句話：“取讀軾（即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是多麼讓人感動啊！從這裏我們不但看到前輩的禮讓之情，愛重之心，擊節讚賞之意，而且，還看到一種保護精神。包括另一位前輩文彥博勸他戒詩，也是不得已言之，無非讓他以後在詩文裏，不要再授人以柄的好意。這位政治家，久經宦海，深知蘇軾的對手，抓不住他別的把柄，自然要從他的詩文中找茬挑毛病，置他於死地的。
而那些深文周納，無所不用其極的文化小人，出於對才華的嫉妒，出於對巨人的畏懼，也出於一種職業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絕非常人所能防範的卑汙手段，而對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從字裏行間，望文生義，找出破綻，然後，牽強附會，無限上綱。在封建社會裏，罵皇上是最大逆不道的，所以，也就從這裏向蘇軾開刀了。
因為要在藝術上較量出一個高低的話，是很費力氣的，不如這辦法好，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頭根子，或者在奏折裏寫上一筆，或者來一份無頭帖子，也就是匿名信什麼的，或者說與番邦有蛛絲馬跡之嫌，等等等等。於是，對手給抓起來，關起來，天下就剩下他，那他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嘛？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挑茬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機會，簡直比比皆是。從古至今有幾個文學家是關在自己的象牙之塔裏，對世事不聞不問呢？尤其蘇東坡是位十分關心民瘼的作家，要他保持沉默是辦不到的。他在《次子由詩相慶》裏寫過：“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史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因此，從一個正直作家的作品裏，找到他們認為反動的東西，還不容易嗎？隻要他們想找的話。
尤其當時那場變法鬥爭，蘇軾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麵，那麼，在“烏台”裏坐著的那些禦史，十之八九是附庸巴結王安石的一幫小人，自然更要加緊收拾這位大詩人了。如今，他們咬住了這首詠古柏的詩定罪，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告他一個影射和惡毒攻擊了。那不罪該萬死？蘇軾即使渾身長嘴，也難以辯解。而且所有這類文字獄，從來都是檢查官兼法官，被告隻有等待宣判的權利。看來上綱上線這一招，發明權也不是後來人的專利，倒是古已有之的。綱已經上到了皇帝這兒，除了皇帝說話，蘇軾也就隻有等死了。
其實蘇東坡這首歌頌柏樹頑強不息的詩，任何一個具有正常思維的人，都不能作出誣蔑皇帝的結論。“烏台”辦事官員的這種說法，自然是十分拙笨的，可笑的，而且是荒謬的。但他們反複地在宋神宗麵前控訴蘇軾，一方麵透出這幫小文化人，或者是半文化人，對於有才華的蘇東坡的仇視心理；一方麵也看出他們本著看家狗的哲學，在行事中的有恃無恐的精神狀態。因為一條狗在吠叫什麼的時候，吠叫的對象是無所謂的，吠對了，還是吠錯了，是無關緊要的。關鍵在於吠的本身，能夠使主人看到它的盡責和忠誠，也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