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並未殺罵他的彌衡，但彌衡卻因此被送到劉表處，劉表又把他送到黃祖處，結果還是因那張罵人的嘴，掉了腦袋。
擊鼓罵曹，固然痛快淋漓，但孤注一擲的戰鬥，從此成為絕唱，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既勇敢又脆弱，有膽量無謀略的弊病了。
中國曆來的知識分子，可分為擁護統治者，和反對統治者，以及間於其中的既不擁護，也不反對，或一時擁護多些，反對少些，或一時反對多些，擁護少些的這樣三種類型。極其擁護者，成為俯首貼耳的禦用文人，餌之以利，賞之以名，隨班唱和，裝點斯文，好辦；極其反對者，成為持不同政見分子，言論獲罪，文字有獄，焚書坑儒，箝口結舌，也好辦。此兩類人加在一起，在知識分子總量中，並不占多數。
所謂“兩頭小，中間大”，主要指處於中間狀態的這大多數。也是中國曆來的統治者最感頭疼的一撥。重了不是，除了獨夫民賊，整個社會出現“萬馬齊喑”的局麵，總是不正常的政治現象。輕了也不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強烈，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他們很自然地要和大多數人心氣相通，若不僅止於腹誹的話，必有許多令統治者撓頭的事發生。這是一柄雙刃劍，誰在台上，都會為難的。像孔夫子對女子和小人的評價一樣，“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殺，大概不是辦法，至少不是最佳之計。千百年來，統治者又何嚐手軟過？但所謂的“士”，也就是知識分子，雖百死也無一悔，那份憂國憂民之心，仍然如故，而且也不乏彌衡式的勇敢者。所以，隻好從孟子說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來尋找統治者與知識分子磨合的途徑。可這種寄寓於君主有道的烏托邦式的想法，究竟有多大的現實性，是值得存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