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戰後，南北矛盾變得次要了，東西矛盾開始突出。而作為東西雙方的主要決策人物的周瑜和諸葛亮，這兩個人的矛盾，便特別地尖銳起來。
從諸葛亮到東吳當說客，孫權和戰不定時，周瑜由鄱陽趕回柴桑議事起，他們就是在一種既合作又鬥爭，既共同禦侮又針鋒相對的矛盾之中共事。沒有諸葛亮，周瑜未必大獲全勝，沒有周瑜，諸葛亮的奇才大略也無法施展。雖然形成了吳、蜀聯盟，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麵，但周瑜為東吳計，認為諸葛亮輔佐劉備，是比曹操還要危險的敵人。
潛在的敵對力量，極可能是明天的麻煩。有遠見的政治家，都應有未雨綢繆的準備，消弭隱患於初起之際，免得養癰貽患。周瑜這樣想，不能不說是他的深謀遠慮。
因此，他的具體措施是：一、爭取諸葛亮為東吳效力；二、若不成，便用名正言順的名目殺掉，或者索性用非法手段殺掉，想盡一切辦法把諸葛亮消滅。砍頭，是主要的。爭取，是次要的，諸葛瑾去勸他老弟，歸順東吳，也不過是奉命走走過場罷了。
為什麼周瑜更傾向於殺呢？這就是中國人的性格特點了。
嫉妒是人類必有的情感之一，是人類與生以來的痼疾。而中國人的嫉妒，表現在情愛上的，遠不如在人生競技場中的化為切齒之恨的這種感情濃烈。在這種妒火的燃燒之下，人身消滅，就成了經常采用的手段。
一般說，嫉妒的主要一方，總是有其實力、能量、資本、人緣等等不如對手的所在，才出現心理上的不平衡。這時候，一種辦法，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妒方，要使自己強起來，超過原來是強者的對手；一種辦法，是使處於優勢地位的對手，削弱到比妒方還要弱，甚至不存在。由於對手失去競爭能力，或者連人都沒了，於是再弱的妒方，也可以大唱凱旋之歌了。
因為在長期封建等級社會中，中國人缺乏公平競爭的客觀條件和心理機製，容不得別人比自己強的人，通常采用後一種辦法者多，這也是中國沒有什麼遊戲規則，多憑不正當手段，汰強存弱，社會進步不快的一個原因。
所以，周瑜從此成為不僅在文學中，甚至是家喻戶曉的，無絲毫容人之量的典型人物。他最後終於因為天不假以永年，隻有飲恨而亡。所以，他在臨死前，才發出“既生瑜，何生亮”的哀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