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中的劉備以仁義誠信，感召天下，終於成了鼎立的三雄之一，被曹操譽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的風雲人物。他那時一無地盤，二無兵馬，依人籬下，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義誠信，確實起了一部分號召的作用。
但他後來，所以在三分天下中，始終處於苟安一隅的最弱地位，雖有孔明、龐統智謀之士，關、張、趙、馬、黃等輩勇武之將，而未能大發展、大開拓，東不能與孫吳擷抗，北不能與曹魏爭雄，這其中，敗因固然很多，但他的這種以仁義誠信取世，造成個人性格與情感上的偏執行事，而影響了政策，貽誤了時機，也不能不說是很重要的一點。
任何政治行為，都得把握其一張一弛，有收有放的節奏感，包括極其表麵層次的，例如打出來的任何旗幟、口號，都不宜過頭，凡過頭，強化到極致，必然走向它的反麵。古往今來，有無數這樣物極必反的例子。
劉玄德的仁義，有時也很害了自己的。取荊州，就是一個例子，劉表病篤，孔明建議他取荊州，以拒曹操。他也認為“公言甚善”，但又說：“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警告他：“今若不取，後悔何及！”他那仁義勁一上來，罔顧其它。
“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隨後劉琮將荊州獻於曹操，伊籍和孔明都勸他“以吊喪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瓊出迎，就便擒下，誅其黨羽，則荊州屬使君矣。”劉備又是那一套：“吾兄臨危托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於九泉之下，何麵目複見吾兄乎？”於是本來唾手可得的劉表的荊州，變成曹操的荊州，然後又變成在道義上是孫權的荊州，他呢？無論諸葛亮用怎樣的言辭，強詞奪理，說到底，也是暫借棲身的荊州。
益州，又是一個例子，本來到益州，就是圖謀這方土地。龐統、法正都勸他對劉璋“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事不宜遲，隻在早晚圖之”，而劉備卻說：“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結果，他還埋怨龐統：“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此時要仁義，最後又大動幹戈，不是十足的偽善，便是二十分的愚執了。荊州和益州，都壞在劉備的堅而不決上。他不是不想要，而是想在無礙於他的這種仁義誠信的招牌下要，那當然等於白日做夢。
旗幟不妨打，但要因時因地因利害而變，所以龐統說：“亂離之時，因非一道所能定也。”這是具有辯證法的觀點。
這位軍師說得很清楚，也很實際：“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以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嚴格地講，隻要是非我之物，占有的本身，就不可能有公理正義可言。但在那個占有、被占有和反占有的時代，諸侯間不停地重新繪製政治地圖的時代，弱肉強食，是曆史的必然。腐敗昏昧的政權，垮台隻是時間上的遲早罷了。你不吞噬掉的話，別人也會毫不客氣地要下嘴的，這裏不存在任何感情上和道義上的契約責任，甚至哪怕信誓旦旦的盟友，此時最佳之計，吃掉他，也許倒是救了他。要是成為另外一個凶悍者的俎上肉的話，那日子說不定會更糟一些。
一個目標物放在那裏，人人都想獲得它，在這個目標物未明確落入誰的手中時，角逐者的爭鬥，便一刻也不得安寧。隻有爭奪已經無望，歸屬成為定局，大家這才會停下手來，這就是法正勸喻劉備取西蜀時，所說的“逐兔先得”的規律。於是，視情勢而定，該取則取之，不該取則決不伸手；該取而不取者，謂之愚，不該取而取者，則謂之妄，都是偏頗的行為了。
劉備，一次次地被他的那些虛假名聲，誤了大事。龐統說，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劉備所以成不了大氣候的，他的虛張聲勢的仁義誠信，不也成為他礙事的包袱嗎？
所以，什麼事情，都不宜絕對化。適可而止，最好；留有餘地，則更主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