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和諸葛亮在祁山僵峙，寧受孔明巾幗婦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應戰，可知斯人之城府，是如何的深不可測了。
作為敵手，這或許並不可怕，因為這隻是作戰方針的問題，其結果無非勝負之別。而他對派來的蜀軍使者，如此關切諸葛亮的個人狀況，隻字不談戰事，第一問他的寢食，第二問他的公務繁簡，看似無關緊要的問題，則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歎曰：“彼深知我也！”這個“知”，既有棋逢對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對其生死大限，一目了然的“知”在內。司馬懿不憚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對方主帥身亡的結局。諸葛亮一死，則兵敗。雖然，誰也逃脫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諸葛亮卻在加速自己的這個死亡進程，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司馬懿說過：“亮誌大則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變），雖提兵百萬，已墮我畫中，破之必矣！”他在軍事上並不忌畏諸葛亮的，加之對手可以不戰而亡，當然要躊躇滿誌地說這番話了。
當使者回蜀營後，向諸葛亮彙報此行情況時，提到司馬懿講過的話，“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係之了。因為在一雙盼著你死，可你又沒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數計時度過生命的最後日子，那種內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卻偏要這樣勞累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說出來的“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的這句話。正是這種對人的極端不信任，對事的極端不放心，才導致他操勞過度，心力交瘁。最後“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他的一位主簿說：“譬之治家之道，必使仆執耕，婢典炊，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若皆身親其事，將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誌之不如婢仆哉？”這番戒勸諸葛亮的話，應該是所有那些事無巨細，全部包攬的領導者，要當作座右銘的。
領導也是一門藝術，太過於事必躬親了，絕不會是一個成功的領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