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應昌
明代後期，以湖北公安袁氏兄弟為首的公安派，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其影響使得隆慶、萬曆以後“詩道三變”。
青年時期的袁宗道（字伯修），已對籠罩文壇的複古主義產生了懷疑，“詩文之道不盡於是”。後來寫了《論文》兩篇，批評李攀龍、王世貞等人“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其持論大謬，迷誤後學”。
袁宗道雖是公安派的創始人，然從對該派主張的弘揚，持論的激烈和堅決，以及在創作上取得的成就來說，實以袁宏道（字中郎）的功績為大。他是公安派的代表和領袖。袁中道（字小修）後期在理論上雖有某種程度的動搖，但仍是公安派的中堅和倡導者。
公安派的綱領就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這在袁宏道《敘小修詩》中有較為集中而明晰的表述。他稱讚袁中道的詩“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人們以“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來概括公安派的主張，實有三個方麵的主要內容：其一，是反對摸擬，反對複古。“夫複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為複古，句比字擬，務為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拙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騶子，皆談雅道。籲，詩至此，抑可羞哉！”其二，是“獨抒性靈”，要寫“自己胸臆流出”的詩文，以出自性靈者為真詩。江盈科（進之）《敝筐集敘》中說：“夫性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真詩。”其三，是“不拘格套”。所謂格套，就是古詩文中的規律格調、被複古派奉為金科玉律的東西。公安派反對拘古人成法，認為“文章新奇，無定格式，隻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近日有一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則尤可厭惡之甚”。三者之中，“性靈”是核心，目的是求其趣與新。“流自性靈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擬者，力求脫坦而轉得舊”。
公安派主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明初國勢興盛，文氣自然豪麗。於後天下承平，以“三楊”為首的館閣諸公倡矞皇典麗為指歸，“台閣體”統治了文壇。他們毫無生氣的廊廟文學引起了人們的不滿，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起而抗衡，期冀衝破“台閣體”統治文壇的沉悶空氣，用意本來不錯，但路數不對。他們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樹起複古的旗幟。繼之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步履追蹤，同求聲氣，都以為這是當時詩文的出路。他們認為漢以後無文，唐以後無詩，前人已完善至極，向古人學習就行了。而他們又把向古人學習變成模擬古人，甚至抄襲前人陳言死句，“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造成“剽竊成風，萬口一響”的局麵，這就從根本上扼殺了文學的生機，成了一股複古倒退的逆流。自然，現實社會的發展，難容它們長久。明中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與生長，程朱理學賴以存在的基礎漸不穩固；左派王學的興起，使長期禁錮人們身心“存天理，去人欲”的封建傳統教義、倫理道德觀念受到嚴峻的挑戰。傑出的思想家李贄，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正統思想進行激烈的批評。“非聖無法，敢為異論”，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力爭婦女地位，倡揚個性解放，使一些有識之士在思想領域中突破了封建教義的牢籠，產生了一股反傳統禮教，追求個性解放的新思潮，如徐渭的以聲宣情，湯顯祖的以情反理等等，成了公安派文學主張的思想基礎。城市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新思潮在市民意識中的傳播與擴大，使公安派文學主張有著廣泛的社會土壤。加上複古派不僅沒有認識到文學已被他們引向歧路，反而以他們在社會上所處的優勢地位，推行霸道作風。他們依“抄襲模擬，影響步趨”為準則，“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見人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曾見者，則極低之為野路詩”。在這種情況下，袁宏道諸人無心於世之毀譽，在文學中另辟蹊徑，以其才高膽大、學精語摯提出自己的文學主張，勢所必然！所謂“大丈夫當獨往來，目舒其逸耳，豈可逐世啼笑，聽人穿鼻絡首”！
袁宏道透辟地批判了前後“七子”文學凝滯的觀點，指出複古派“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嚐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嚐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複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複有盛唐之詩？”他認為“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在文學活動中，作為創作主體的個體是不可重複的，故抄襲模擬，重複曆史或重複自己，都是一種惡劇。托爾斯泰就說“愈是詩的，愈是創造的”。複古派的弊病，其要害是沒有自己的見解，“聽人穿鼻絡首”。“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茅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閑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論文》）由於複古派胸中無識，隻得借助古人詞句來裝點門麵，嚇唬別人。“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並非古人不可學，文學本身就有上下繼承的關係。但繼承是批判地繼承，不是墨守陳規舊套。戴望舒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愚劣的人們削足適履，比較聰明一點的人選擇合腳的鞋子，但智者卻為自己製造最適合的鞋子。學習前人，最要緊的是能“濾其胸中之獨見”，發前人所未發，而不是一味以古人為準的，抄襲模擬，求其酷似為最高境界。
公安派在複古主義盛極之時獨樹異幟，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主張，不啻是文壇的空穀足音，也是文學發展的轉機。明清之際的錢謙益說：“中郎之論出，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袁宏道也自稱是“掃時文之陋習，為末季之先驅，辨歐韓之極冤，搗鈍賊之巢穴”。總之，對匡正當時文壇弊病，公安派立了大功。
然而公安派的命運並不太好。以其領袖袁宏道來說，他的作品由明入清，屢遭禁行，所見或不全備，或編排不盡人意。20世紀30年代出現一陣小小的“袁宏道熱”，帶來幾圈波瀾。70年代末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出，令可窺其麵目。對公安派文學創作的成就，曆來褒貶不一，且不去論。而對他們的主張或他們的文學觀、文學理論，也毀譽參半。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當時就被一些人視為“野狐外道”，其作品是“野路詩”。錢謙益雖然給予較高的評價，但入清以後，複古派又漸抬頭，不僅公安派被罵，錢謙益也挨罵。曾澳序朱竹垞《靜誌居詩話》中說“牧齋《列朝詩集》挾門戶之見”，“是非倒置”。沈德潛硬把公安、竟陵拉在一起，將明亡的罪責統統加在他們身上，幾於荒謬。當然，仍有追蹤公安派主張的，袁枚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認為“提筆先須問性情”，“從《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因於性靈，不關堆垛”（《詩話》卷五）。而官方則始終認為公安派是“破律壞度”，“名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五四”時期雖有人重提公安派的主張，但重視的人可數。30年代劉大傑校編《袁中郎全集》，也給袁宏道帶來些麻煩，為什麼要在這時出這部書？提倡者的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怎樣？什麼袁宏道被“怎樣撕破了衣裳，怎樣畫歪了臉孔”，等等。各持其論，各抒己見，未可一衷。其中林語堂們稱讚袁宏道反複古主義的精神，肯定他們的文學主張，這沒有錯，而認為“把袁中郎的作品與文學理論，搬到現在的中國來自然是舊貨了”，未必是的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