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寫作》一章是講如何寫作書評。首先，標題要新穎，不能總在原書名的前麵加上“讀”、“評”、“論”什麼的，最好能通過標題來揭示原作的要點。第二，要極力避免習見的書評套式，擺脫固定格式的奴役。蕭乾還特為此列舉出四種應避免的常見格式。第三，對如何加小標題，評者要斟酌考慮，過於機械會顯得呆板，幹燥無味。
對於怎樣寫好開頭，蕭乾通過大量的書評實例歸納出七種：“引人入勝”的、展示原作內容的、史的追源、宣布批評的步驟及標準、推崇的、批評的、詮釋的。結尾有六種：申斥的、諷諫的、聲明的、獎譽的、指導性的、批判的。最後，他引用17位英美報刊書評欄目主編人對寫作書評的意見，加上自己的理解，展示出他心目中理想書評的圖畫。理想的書評要有智慧，文字要靈活，簡潔爽直，不能拙笨，要用具體細膩的分析替代空洞的套語。
他說，好的書評要用極簡練的文字表現出最多的智慧。它介紹的是智慧，是美，是想象；它本身也必須是那些。如創作一樣，書評要的是智慧。俏皮的話常很動聽，但也常是不可救藥的偏見……智慧的文字是不傷人的，但對於愚蠢錯誤可不輕恕。智慧的文字使作品成為亮晶透明，鑽入讀者的心靈。……作者富想象，書評若缺乏了想象也將不成為作品與讀者間的橋梁了。
《書評研究》的最後一章是《書評與讀書界》，分四節專門談了書評同出版商、圖書館、作者和讀者的關係，他們對書評家各有自己的要求，當然都是從自我利益出發。出版商希望書評家放棄那把客觀公正的尺子，為其做形同圖書推銷員的變相廣告；圖書館員隻求書評中有一句負責任的話，即此書是否該買。書評寫的是否漂亮跟他沒關係；書評家跟作者的關係要複雜多了，作家似乎先天是反抗批評的，雙方很難和睦相處。發展至今天，竟有作家與批評者打起官司，實是文學的一種悲哀；書評家的真正對象是讀者大眾，他應是作品與作者之間最直接周全的介紹人。
蕭乾在曆數了書評家的艱難之後指明，書評家要有自己的信仰，不為任何風氣所左右，不折服於任何一位某大學者，他不以寵愛恭維侍奉作者，正如他不以書評的座椅威脅作者。他以正大光明的態度獲得作者的佩服。但他並不在意那佩服。他尊重的是批評工作，而不是他個人。
令蕭乾傷感和痛心的是，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到他晚年，他所期待的那種職業書評家仍未出現。他曾經應邀參加過一次書評會議。一問，台下的“書評家”們都是各文藝出版社的宣傳幹部。他大失所望，因為這麼一來，書的評論與廣告就混為一談了。他說，我們需要的是既有修養又有獨立見解的書評家，他們應當像30年代的李健吾那樣，既是作家的知音，又是對讀者負責任的顧問。而且人情書評和有償書評愈演愈烈，媒體記者要靠報社和出版商養活，書評寫作者也要躲在編輯、書商和作者的卵翼下掙飯吃。出版商收買記者和書評吹鼓手已是不爭的事實。我曾見到某讀書報記者堂而皇之地寫到：由於工作關係，我常從出版社白拿書。白拿了人家的書，談何保證評論的獨立、客觀、公允。實際上，中國的書評業早已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的怪圈。這與出版界的腐敗不無關係，此不贅述。難怪蕭乾說：書評的最大障礙是人事關係。中國寫書的人大都隻允許你褒，容不得你貶，即使你貶得蠻有道理。一本書麵世，假如誰也不吭聲，寫書的人倒不在乎；說上一點好話，自然就不勝感激，倘若你曆數一本書的七分好，同時也指出它的三分差，麻煩就來了。有的人甚至會在另外的場合挑眼找茬，為幾個字能結下多年深仇，在你料想不到的時候大做文章。
另一個困擾中國書評業蓬勃發展的因素，是政治指標，蕭乾曾在致一位美籍華人作家的信中寫到：“在我們這裏，書評並不風行。很少刊物經常刊載書評，專登書評的刊物更是鳳毛麟角了。這裏，倘若一本書中出現了嚴重錯誤（特別是指政治性的），立刻會有評論家（而且很多位）出來指責的。一本書倘若剛好寫到當前政策的點子上，也不愁有人來稱讚。然而倘若一本書沒有差錯，題材又不特別時髦，那麼沒人理睬是經常也是正常的事。你們那邊說，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們這裏是：一本沒人來評的書是好書。至於我們什麼時候也像你們那樣，書出來總有人來評評，在下實在不敢確信。從30年代我就在盼望著這一天。”